針對最近麥得或皮紋檢測師所提的反駁

最近在這些文章中，都可以看見一種解釋的嘗試：

先不論在 facebook 常看到這位皮紋師的自我廣告，針對新聞媒體的這種解釋：「我們有些業者想跟洪蘭女士說明，但她都婉拒了。」我的直覺反應就是：洪老師是聰明的，因為(1) 一些有錢（可能也有勢）的既得利益業者，跟一位教授的當面解釋，聽起來更像是公開的擺下擂台，想必一定會要公告在媒體（才能收到造勢效果），然後再加上兩三位能說善道的人，讓電視機前的觀眾做裁判-----想下去，就會覺得這就是偽科學的手法。

科學不是辨論賽，更不是聽起來有道理就佔上風---科學的最後堡壘，是等待時間的驗証，別人的重覆，加上後續研究者的更加精進（或推翻），才是確保議題是否是科學或偽科學的最終判準。統計學固然是屬於一門科學學門，但它是一種工具（因此價值是中立的），運用這種工具達致一個非科學的命題，在歷史上數見不鮮：占星，命相，瀕死經驗等，皆可以堆積成數字達到一個令人吃驚的存在真實性。

另一個很好的例子，是台灣是否需要核能發電。我在大學時，不管多少唸工程的說破嘴，環保的議題就是主流。事實上前執政黨的取得席位，跟其一直高唱環保的政策也不無關係。但等到一上台，核四停建再復工的慘痛教訓不說，現今大環境的改變（如溫室效應所導致的氣候變遷等）也讓核能發電變得更加環境友善（相對於其他火力或替代性方案而言）。所以如果用辨論的方式，就算當時是符合大多數民意的看法，也可能在十年後變得不受歡迎。這個例子，是我馬上想得到的辨論來爭取其科學合理性的一個反例。

科學當然有可能會受到時代氛圍的影響，而變得trendy, or Zeigeist。但最終，良好的方法，有意義的推論，令人激賞的實驗設計，都會繼續讓這個研究被人欣賞。而一個最佳的方法，就是將妳的研究登在期刊上。好的有意義的研究，終究會被人繼續探討，追認，或者否決。科學的正當性，不是訴諸於辨論的輸贏，也不在於找某個專家或權威的背書（或向她解釋），而是能否讓任何人重複，或被任何人修正，挑戰。更重要的，是要言之有物，不是在找到星座與人格的關係（如果要找解釋，那必定是一個非常難瞭解，或可能要訴諸某種神祕力量的介入），或是頭骨的形狀與人格（顱相學是也！），或是任何一些外顯特徵與人格的關係。

新學期的開始，一些目標的檢驗

剛參加完心理學年會，對學生的報告大體說來，瑕不掩瑜，所以仍覺得高興，因為我們達成了一個以後可能是實驗室同學都要達成的目標：就是參加台灣心理學年會並且報告她們的研究成果。希望未來實驗室網頁落成後，每一屆學生的成果都可以放在網路上供人下載。

剛忙完的國科會3T fMRI 購置與服務建置計畫，如果順利的話，明年初就會答案揭曉。不管結果是有或沒有，注定要作實驗的我還是得努力寫paper，不然的話，年底的國科會計劃申請就會非常不利了。

加油囉！

It's all about soul

副標題：暑假裡唯一讀完的一本書Only a Theory：Evolution and the Battle for America's Soul讀後感。

難得在最近有這種休息的感覺。以前，至少在一年前的暑假，我還可以早上泡咖啡的悠閑看書，逐漸看完幾本書的時間。但這個暑假，由於準備fMRI project的煩瑣，一直有一種不得休息的疲累感，讓這個暑假格外漫長。

這本書是我所景仰的 Kenneth Miller 教授繼98' 的"Finding Darwin's God"10年後的又一力作。在去年回國前出版，所以我當然得買。一年後，還是一點一滴的逐漸啃光了。

其實在讀完之前，就已經在 edge.org 讀過一些對此書的評論，與作者的回應。但真的讀完後，仍是不得不掩卷深思，這種感覺與閑適感，真是不易再有啊！

對於演化與創造論的爭議，離開美國一年的我已經有點距離感了，但藉由Ken Miller 的生花妙筆，我仍是能夠再度回憶起一些大概。個人覺得，美國教育中有關演化論的爭議，其熱度與敏感度（但並非在議題相關性）就如同台灣的統獨愛台議題一般，幾乎每一個人都能說出一番道理來。Dr. Miller 的基督徒身份與科學家（尤其是分子生物學家）的雙重身份，對如何在看似衝突的兩者中走出自己的一條調和之道，一直是我效法與學習的目標。

此書的書名，與Allan Bloom 1987年出版的"Closing the American Mind"有一定的淵源。書中提到，正如同87“的後現代思維，強調反對唯上，打倒一切，推翻教條的時代，強調「你的真理並沒有比我的更真，所有的論據都是合理的，因為都是在特定的時空條件下，或是受到不同環境文化的限制所產生的。」一旦科學﹣這個強調一個客觀標準為上，所有的論據都是可以公開被檢驗，被挑戰﹣的精神受到動搖，而變成你的真理是對的，我的另類說法也是對的，大家都是對的，那就變成各說各話，無法交集，也再不是科學了。當這本書出版時，美國正受到 Affirmative Action 的影響，變得習慣更不堅持，更「包容」，更「開放」，殊不知就是在這樣高舉言論自由保護傘下，自然科學變得愈來愈像社會科學，或是說社會科學愈來愈偏向社會學去了。Intelligent Design (ID) 採用同樣的作法，在美國的中等教育委員會取得相當的成功，而 Kenneth Miller 的這本書就是要大聲疾呼：這樣的作法是在摧毀科學的基本價值與精神，而這是美國人的立國靈魂(soul)。

當談到 soul 這個詞時，我腦中響的卻是Billy Joel 的這首同名的歌。聖經中提到耶和華在亞當的鼻中吹一口氣後，他就變成有靈(soul)的活人。人類的靈，畢竟是讓人以為自己獨特的一個特點。而在這本Battle for America's soul 裡，Dr. Miller 對soul的使用更接近 "態度，精神“，或是一種“對權威的不屑與懷疑，對真知的好奇，與永不窮盡的追求欲“。Miller 認為這種精神，是這個目前最偉大國家之一切成就的基底。但這樣的soul 正在被 ID 的一種包裝後的策略所侵蝕，而且大多數美國人不自知。

同時也想到了以前在研究所時曾經遇過的一次，不知那是不是故意的學長，作出的一次有趣示範：當一切你所提的可能性說法，都被說是「對啊，這個是可能的，那個也是可能」的時候，覺得一種荒謬與不知無從反駁起的無力感。一直要到這時，才知道問題到底是出在那裡！當你要對所有的可能性都容許，而不讓自然的條件加以 constrain，所有的理論都是可能的，那科學要如何進步？

另外一個更遠的回憶，是在目前可能都還在討論的，所謂本土化心理學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概念？雖然不可否認各種 level of inquiry 都有其合法與正當性，但當研究者強調，你的研究只有在身歷其境的人才能體會，才能瞭解時，是否也擋住了不同文化對這個概念的批評呢？算算，也許待在自己熟悉的領域，並且批評人家研究的不夠全面，也許是人共有的通病吧？到最後，也許很多爭議都是 " a battle for one's soul"!

颱風過後的新進教師研習營有感

1. 颱風過後，萬事的順序都變調了。就如同10年前的921，地震醒來後隔天，一直到學校後，才發現台北可以安靜到這個地步：暄囂的車水馬龍聲沒有了，電視沒有了，早餐沒有了。待在榮總看書的我，才知道台灣在幾個小時前受到地震的侵襲。

2. 成大，中興，中山的老師，大家素質都不錯，都是國外有名的學校，或是國內著名的大學畢業的。但學生就大多都是B段班，因為A段班的學生到台北去了（或是乾脆出國唸？）

3. 台中車站附近變好多，自由廣場現在都是外勞盤踞，晚上附近變得好冷清。只有補習班附近還有些人潮吧。

舊地重遊，讓一些從前在此留流的回憶又一一浮現出來。人到中年後，似乎真的是愈來愈喜歡回憶啊！

再見了，台中，下次再會不知是何時。

hbm09 San Francisco 記實

今年是回台後第一次參加國際會議，而且是之前從未參加過，但一直想要找機會的Human Brain Mapping，但從台灣飛到美國的時差，讓前兩晚的白天會議感覺一直昏昏沈沈，這可能是我以後要習慣之處（說不定也有人研究時差對大腦的影響，如果沒有 的話，這可能也是一個有趣的研究話題）。

第一次參加HBM，有些先前的刻版印象被打破：(a) 一直以為HBM比較是在方法上的討論，但後來發現它的內容也是相當的多元。有方法技術，也有認知各個層面（知覺，記憶，語言，意識等）的討論，再加上最近 的新方法，如利用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判讀大腦造影資料，進而可以預測人的意識狀態，或是生活選擇等，皆是相當的吸引人。所以這次的會議對我來說，是真正的大開眼界（加上能夠回到舊金山舊地重遊）。再加上它的國際性（我看到非常多的歐洲人， 這是以前的會議比較少經歷的），所以以後大概我都會參加這個會議吧！最後，今年遇到兩位非常好的朋友（Craig Benette and Yune Lee)，大家也相約好明年再去Barcelona，西班牙的著名城市。2012的會議會在北京舉行，更是值得一遊了。

言歸正傳，這次會 議的焦點之一就是在機器學習，以目前眾多方法的免費提供讓人使用，如SPM5的DCM (dynamic causal modeling)，AFNI的 3dsvm (support vector machine)，還有一些third party 的functional toolbox，都讓方法的發展更加多元與百家紛呈。不少實驗室提供了他們的網址免費供人下載試用。事實上，台大電機系所提供的svm library 提供了至少三至五篇nature neuroscience的paper作為分析的基底，所以在目前的學術上，台灣早已為人所知的扮演一定的角色。

有關本次會談最讓人囑目的decoding 問題，也有不少組team充分的擁抱這個領域，讓它成為非常吸引人的題目。可以預見，這塊領域將來必將有更多的蓬勃發展，甚至成為自己的一個獨立學門也說不定。比方說，Pittsburgh University 就成立了一個 Machine Learning department，地下室也有自己的MRI scanner，所做的主題就是在 decoding大腦訊號，看人的大腦當時是在做什麼。可以想見，這個系將來必會有很多很實用(或是很sexy，會很吸引新聞記者）的產出。

一 些有趣的有關統計重要性的poster，如我室友 Craig的一個show 魚的大腦 poster，就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為什麼他要scan 魚呢？原來是我們平常在scan時所放的phantom，一般都是用特製瓶，裡面裝水或特殊溶液，但他scan過南瓜，昆虫，各式各樣的東西，還包括新英 格蘭的鮭魚（當然是用膜包好，以免流水發臭），有次他就想，既然都作過各式各樣的scan(T1, T2, DTI, etc)了，乾脆就分析一下吧。利用標準的 p<.001，再加上魚的大腦較小，所以3個voxel為cluster threshold下，結果竟然看到了significant activations。當然我們不能說，這隻死魚竟然在看不同的perspective taking狀況下，死魚的大腦內有明顯的反應差異！而是要用這個有趣的例子，說出 correction for multiple comparison的重要性（目前多半是用 family-wise error rate, or false discovery rate），而用魚的大腦來作poster，很容易提高人的回頭率（畢竟人的大腦看多不新奇，魚的大腦可是長得不一樣的）（Craig並解釋為何魚的大腦 會show出sig activation: 因為脂肪較多，氫原子較多的情況下，容易出現差異的機會也較大）。Craig並說到他們的poster 第一回並未過關，因為reviewer認為他們是在開玩笑。但主編Russ Poldrack認為這個poster 是幽默中帶有嚴肅的主題，所以讓他們敗部復活！而在一個被期刊審委的退稿意見中，他們更被建議：請你們scan 16條魚後，得到相同的結果，再來重寄吧！

另外在我的領域內，還看到一個有關我們在GLM中常用的，將motion correction 的 covariates放入design matrix，作為regressors of no interest 一起分析的practice。在這位作者的simulation & practice裡，發現到並不會對資料結果有任何幫助！看樣子，我們以後在做任何分析時，最後都須依賴自己的分析經驗作最有力的指引（而不是大家都怎麼 作，所以你也得如此）。

另外一個有趣的poster，是探討目前常看到的functional connectivity （目前幾乎是一個常用的added feature in fMRI data anlaysis)，其seed cluster 大小所影響的connectivity 結果。這篇poster以每一個voxel為出發點，探討每個voxel對應到四個不同candidate region of default network的聯結強度為何。結果發現到：在不同的作業要求，如1-back, 2-back, and 3-back下，不同的部位對其他的default network也會有不同強度的影響。但大體而論，default network 的結果是蠻 robust against voxel cluster size 的大小。

最後，可能是聽過最精彩的一篇poster（同時也得了student trainee award），是一位Benita Sorger 所延續Owens (06) 的一篇非常著名的Science paper，描述一位無法跟外界聯絡的植物人，透過fMRI內實驗者要求的指導語：「想像自己在走廊上行走」，或是「想像自己在打網球」，而能觀察到相對應腦區的反應（PPA 與 SMA, repsectively)，與正常控制組相同的結果。藉此來強調 fMRI可以彰顯這位植物人仍有意識，能瞭解指導語並作出相應心智活動。Sorger 繼續深入探討利用fMRI 作為植物人（或四肢癱瘓病人）對外溝通的工具。她的設計是利用BOLD反應的特性，設計三種作業（如唸出字音，判斷字非字等），每一種都可讓該反應在血流反應上昇，持平，或下降的時機，設計出共27種可能（如此即能容納26種字母加空白鍵）。實驗是藉由先問受試者：「上次妳去那裡旅遊？」如果答案是「Greece」，那G對應到字音作業，並且要持續唸十秒，然後不要再唸的方式，藉由一些預先指定的ROI time course 的判讀分析（這又是一種線上 real-time fMRI的應用），可以由程式判斷最有可能的字為何。而且由於字是由多單字組成，藉由多單字的組合來排出不可能的字，進而增加判讀的準確性。這種實驗方式簡易明瞭，並且可以想見可以應用在臨床上。Sorger 跟我說，她已寫了一個grant，利用NIRS（一種較為簡易可攜的探測大量血流變化的技術）來進行這個研究。可以想見，類似的概念被開發出來後，將會如同癱瘓的人可以藉由大腦植入晶片的方式重獲行動自由一樣，無法表達的人將也可用此方式跟外界溝通！這將是多大的福音與商機！

綜合而論，HBM對第一次參加的我，的確是大開了一場眼界：完善的服務（免費的無線網路，印表機服務，餐飲水酒，etc），來自世界各地的多式對腦科學感興趣的人，還有迷人的灣區風光，皆讓我非常喜歡。我也決定明年繼續報名HBM，以得到更多的分享與最新的經驗。

一個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 的實例：是否學生愈來愈不認真呢？

最近上到社會心理學，發現到一個常見的社會現象﹣基本歸因謬誤﹣指的是人們常將他人的過錯歸因於他人的特質因素，而非情境因素。這樣的現象，在老師常講的「學生一代不如一代」是否也犯了同樣的毛病呢？因為在比較自己當學生時，用的是自我歸因﹣通常是較易犯了自我保護機制。而在歸因學生的壞表現時，常會認為是學生的問題。如此的話，我們在當學生時，常聽到老師在台上講說：從前我們如何如何努力，而現在的學生卻如何如何白目........等到我自己當了老師，教到這個「基本歸因謬誤」時，才知道老師原來也是犯了這樣的問題啊！

所以說，代代的學生在本質上並沒有不同。雖然每個時代有其特色，學生因此也有不同的適應，但原則上，大家都是一樣的由淺入深，由不會到會；而其中努力的多，自然就學得到啊！

過多的雜務活動讓正常專務無法進行

看到這篇報導，讓我這個整天忙來忙去的新進教師也有感而發：雖然說我們新進教師應該專注在教學，研究，與服務。畢竟最重要的是仍是研究的發表（因為它在升等評量中所佔的比例最大）。 但在快過完一年的日子中，發現到即使是不上課的時間，我仍然要為開不完的會，討論不完的大小議題（系所，實驗室，學生）而忙。有一次在改研究所入學考卷的試場中，跟一位以前的軍中同學，現在也在同一個學校教書的老師閑聊，他說他感到最專注的時候，往往是在上課前，因為那時大小的事情都必須要讓位﹣﹣備課上課最大。而在不上課時，則有忙不完的事情一樣接著一樣。我現在深有同感﹣﹣有時在備課的空檔前，還有時間去外面走一走，想一些研究的大問題，如同以前在作 博士後一樣。但在平常時候，一樣接一樣的事情（尤其是開不完的大小會議）更是讓人常有油盡燈枯之感（也有研究提到常開會對於工作精力的損耗）。

在這本書中也提到，意志力也如同存款有限的銀行帳號一樣，用完了就需要再補充，並非可以一般以為的藉由先做一些事情，讓自己暖機後再來從事的道理。在寫文章時，我更常感到，在反覆思考編輯文章時，大腦是全副精力都在它上面，這時連做其他一般的事情（如收發email 等）都會影響寫文章的專注。所以以前我就聽過有些老師的"no email" day，整天不接email, 不接電話，只把全副精力放在文章上。如此可能還無法在一兩天內完成，而是要很多天才有可能到達一個令人滿意的程度。更重要的，在"The elements of style"裡，作者也提過：寫作是讓自己用光了腦力，但也是重新鍛鍊滋養腦力的唯一方法。是真的！

博士真的愈來愈不值錢了嗎？

最近看到的新聞1, 2, 讓人不禁想到如標題的反思：

從統計學的觀點，碩士生（博士生也是）從十多年前的十萬多人錄取一兩萬，到目前的很多研究所招不足額，就可知道：即使是一直往上唸，也不保證將來就一定會有好工作。

自從我剛回來的時候，有位同個學校畢業的同事就在我剛回來的分享中，提到他所謂的數學式：在我們考大學的時候（民國77年），十萬人錄取三萬人，分到所有的大學中。而到現今，考生人數同樣十萬，但台大一間學校就要了三萬人，再加上其他國立大學排排坐之後，錄取率就是我們所耳熟能詳的「百分之百」。而且這些學生的素質可想而知：以前考進大學的人或多或少都還有一定的說聽讀寫基礎，而現在的則能否正確的拚出自己的名字都有問題（在一家技職體系的以前同學告訴我，他的學生有的連加減乘除都令人搖頭）。

所以目前不管是研究生博士生，由於供過於求的關係，好的仍然很好，但能夠混進來的，有的程度也不是普通的差。當然，有教無類，但在學習的態度與積極的精神上，有時也是相輔相成的。

博士生考基本公務員考試的全數摃龜，也反映了一個現象：博士所讀的愈來愈專業後，可能反而無法去顧到基本的題面。但「想太多」，原本就是做研究時不斷在進行的事。陳之藩的名言：「專家不過是訓練有素的狗」在這裡又一次的反映了：在日常生活或常識的判斷中，博士不見得比其他人高明多少。

言歸正傳，真正在這時代能功成名就的人畢竟是少數。如果你要的，不過是個基本的溫飽，博士的基本起薪畢竟統計上還是最高的。當然，如果要說所有的博士都有工作，台灣（或全世界）都不能有那麼多研究需要人去做。書唸多還是有用的，但是要活學活用。

本土諾貝爾獎得主？

針對馬總統日前的批評，這裡有一篇很辛辣的評論，雖然同意大部分作者的看法，但是仍對裡面的批評有點不吐不快的回應。

文章的主要論點是「按照台灣目前對教授的abuse, 經費結報的繁瑣（真的是很傷腦筋，一年的老師經驗，讓我瞭解有錢不見得是好事﹣﹣錢要花完也不容易啊！），還有其他各式各樣大大小小的會，讓老師的智性資源變成一個在一些零碎瑣事上耗盡心力，也是作者不看好台灣的學者會有可能攻頂的可能。這些論點我都非常同意，並且也對一項以「排名上百大」、「出諾貝爾獎得主的攻頂計畫」為目標的短期（最多五年）補助，是否真的能夠產生諾貝爾獎得主，感到悲觀。

一個有趣的觀察點，是諾貝爾獎的頻繁得主，如美國，歐洲，日本，或是其他國家等，都是先從基本教育做起，提供一個公平且讓各式各樣想法皆能實現的環境，讓智性的提昇能夠變成一個常態。台灣在這點上已經做得很不錯了。但是一些價值觀的普及，如人生不是只有賺錢，一些想法的讓其實現，或是其他的環境等。台灣都還有努力的空間。

另外一個有趣的觀點，是諾貝爾獎的產生，可能跟大環境（自由開放且競爭的學術風氣，足夠的補助，與人才的培育等等）有關，可能跟國家人民的危機意識有關（君不見很多有名的美國諾貝爾獎得主的研究是在以色列做的），更可能跟國家的人口數有關（最好要大到一個數量，才容易產生足夠的研究能量），但以上沒有一個理由（或是all of the above combined)可以確定產生諾貝爾獎﹣﹣得獎也有很多的不確定性，與一些運氣成份在內。這些都是在可想見的範圍內無法控制的。所以，故然同意 Eric Chou 的說法，同樣對數年（或數十年內）產生一個諾貝爾獎得主感到悲觀，但卻也不是絕無可能。誰敢說下一次奧運金牌得主台灣仍然一定沒有份呢？雖然一旦產生，大家興奮之餘，可能會發現到，得主得獎背後的訓練歷程可能跟政府補助沒有太大的關係。

學期結束有感

很快的，在今天監考完心概的期末考後，一個學期結束了（只等後續的成績登記與修改等）。算是過得很快，同時也結束了回台灣的第一個學期。當下有一個感覺：好累喔！只想好好的跟家人出去走走。剛好最近也新買了一台二手車作為遊山玩水的代步工具。

同時也開始沈思，到底這半年來，在繁忙的工作壓力下，自己的作息受到多少改變（不管是正向負向）。發現到有，但非常少：該睡的時候還是睡，寫完東西後照例都有一段時間無法再寫（這時候就是作資料分析或寫程式的好機會），早上的時間應多用來讀一些paper，或是想一些大問題作為精神與思維的補充時間。

還是得努力把paper再resubmit，畢竟被拒絕應被視為在被接受前的常態。我也必須學會做一個打不倒的小強，再接再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