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0 聽到淺談“社會物理學”後的感想

透過數學系陳旻宏教授的安排，於9/10 參與了一場由台大地質所博士候選人葉高華所報告的“淺談社會物理學”。

首先必須指出，也如同演講者在介紹時所提出的，他原本就非該領域的專業（事實上，他自己部落格“地圖會說話”的文章多落在地理資訊，與地圖知識等，而且相當豐富有趣，非常值得推薦！）

講題的內容可看李先生事後的整理，非常清楚。

聽完演講後，又跟各基礎領域一同聊天。也的確覺得，在場有非常多各領域的專家，演講者說的又是一個原本非他專長的學問。尤其是在各基礎學科的老師對該議題的專業意見，演講者可能也覺得有所震撼吧！

原因是因為物理系的老師不覺得它是嚴謹的物理學，而目前參與研究或投稿的老師們仍是由各領域的老師們在閑暇時（或昇等後）投稿所聚集出來的人氣。所以一方面這個學門仍像是在嬰兒期般，由各個不同領域的老師們偶一為之的佳作。雖然如此，這仍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一個學門。我自己在閑暇時所讀的這本"Connected"，作者之一更是被列為 time magazine 2009 的百大影響人物。

在場聽到的同學們可能會記得當時的確有相當多的“異見”，而在隨後的部落格討論區裡，更忠實的把這些文字討論留下，這的確是非常難能可貴的。非常建議有興趣的人看一下，也知道在學術的討論中，激起火花是常態，但能保持風度，並且將智性的討論見諸文字，讓所有看到的人都受益。

最後，聽完這場跨領域的演講，也會有一些小小的有感而發：也許在物理學，這個已高度發展，並被視為非常重要且基礎的學科，一點小小的被吃豆腐也會讓人起而捍衛。但在心理學，也許長期以來典範的不斷轉移（from introspection to behaviorism, to cognitive sciences, to genetic, etc)，讓我們也許對“什麼是心理學”的定義較為寬鬆。結果是有好有壞：好的是 everybody can talk about it (like folk psychology); 壞處則是它的研究主題常隨流行的研究典範而改變。也因此，我才會對物理學家的相對保守非常不習慣哩！

今日標題“成大教授被起訴”

一夜風雨後，早上第一個新聞看到這些報導，才知道成大的老師又上報了，而且很不幸，又是負面的消息。看了幾家的相關新聞，才發現到有一些不是非常懂的地方：（一）中翻英與論文修改的差異；（二）從不同學生提供不同的發票的描述，檢方認定有所得非所有之情形。何況九萬多元的價差，的確是可以做很多事哩！

幾個感想：（一）對學生的處理要更加小心；（二）對於報紙的描述要多加查考，細心查證；（三）給一般民眾的感覺是：學界怎麼那麼黑暗，有那麼多的黑幕不為人所知；（四）執行率的再檢討：但這又牽扯到目前計畫是每年（或兩三年）發給，太頻繁的檢查與調整，都會讓老師對錢的執行採取先拿到手上再說的想法（基本上我也是相信張教授的說法）。

cck

OHBM 2010 Barcelona June 6-10 highlights

第一次踏上歐洲的土地，看到許多有趣的報告，再加上西班牙巴塞隆納的美麗風光，對於參加這次會議感受相當好。雖然從台灣轉曼谷，阿姆斯特丹，才到巴塞隆納（途中還被歐洲的慢通關動作弄到搭不上預定班機），到了西班牙後，還是覺得這些辛苦是值得的。

在機上遇到交大資工的陳老師，告訴說西班牙的治安並不是非常理想，趕忙把所有的錢都分開放置（並且避免放在後口袋），到了下午，一到達歐洲的感覺真的蠻好的：那是一種不同於美國的感覺。尤其是當到了旅館（位於最熱鬧的La Rambla 區，整路的街頭表演，各國的遊客與口音）並出去逛逛後，才發現英語在這裡的不方便。不過東西好吃，再加上人情味也相當濃厚，在星期六傍晚（近十點才天黑）的夕陽下，真是令人不想台灣啊！

此次的會議，有幾個較顯著的特點：(a) 有較多的 clinical work，不管是各式病人，發展性的，精神性的，甚至嚴重到休克或腦死，皆有相當的專門討論與posters。事實上，在星期三的 meeting highlights 中，便提到今年跟去年比較的一個相當大的特色，便是臨床上的研究多了近一半（從300多到近五百篇poster，佔了近六分之一）。其中，又有部分原因是因為在歐洲舉行，因此有較多當地的臨床或醫院方面的研究報告。另外，還有方法上 default mode network (DMN) 的成熟，促成了像 functional connectome 這樣的組織（或像 ADNI 這樣的上千名受試 MRI 的免費 database，可供分享與分析）。在與台灣的 colleagues 聊到這次會議的心得時，便聽到認知心理學家的實驗設計專長，會否因為這種簡單又實用方法的普及，變成愈來愈無用武之地呢（當然囉！同不同意這樣的看法是見仁見智）(b)

相較於去年的方法（如強調 multi-voxel pattern analysis, or MVPA) 特色，今年在醫工技術上的進步較令人注目：如在高磁場強度（如 7T fMRI）在人類視覺區的定位，與相衍生的問題（如 probe into laminar organizations of visual cortex, 深層的 midbrain neucleus: 包括 substantia nigra, dopaminergic areas等等；如何在高解析度(如.5x.5x.5 mm3) 的surface space 下align 不同受試者的大腦；在surface space 與volume space 的分析結果如何比較；甚至在higher res 的 connectivity analysis 等，都有專門的symposium 場次)。當然了，目前7T MRI 只有在少數研究單位擁有，但在原本就是非常燒錢的 neuroimaging field, 要嘛就是裝備不能輸，要嘛就是在方法或其他地方上要有所特色。或在 coil 上，Princeton Univ. 的 Ray Lee 開發了兩人可以並列橫躺的 coil 等，啟發了更多實驗的可能性（想像兩個情侶，或夫妻，或陌生人，並躺在一起做fMRI ：或牽手，或擁抱，或甚至作愛作的事等等的情景）。(b) 今年的方法對我最印象深刻之處，便是所謂的 temporal dynamics：由於fMRI 對於 gamma band 等以上的 neural synchrony 無法著墨，所以近來結合 fMRI+EEG, intracranial field potential, 或monkey fMRI+physiology+field potential 等技術結合，提供了在知覺，記憶，注意等認知功能上非常重要的 information: 當 long-range synchrony 形成時，往往也是意識或決定形成的關鍵時刻。(c) 結合基因組的訊息，對於各式精神疾病等的發展，提供更多各層次的可能解釋。如同未來藥物可能會基於每個人獨特的基因組合而有調整的可能外，各式精神疾病或發展性異常也有可能透過整合各個分析層次來對etiology 及診斷提供更多更豐富的訊息。

一開始提到的psychiatric neuroimaging, Anreas Meyer-Linderberg 的 keynote 中，提到了歐洲一年花費16 billion euro 在上面，所以今年得到的重視也就不令人意外：除了精神分裂，憂鬱，焦慮，強迫症外，對於發展性的精神異常，如自閉症，過動症，閱讀障礙，到老年人的輕微失憶與阿茲海默症等 ，也都有不少的poster （甚至 symposium)舉行。

Randy Buckner （哈佛心理系）對 Default Mode Network 給了一個非常精采的 30 min keynote，提到DMN的發現其實算是一個意外的珍寶(serendipity) ，是在做凝視與作業的反向相減時，常常會看到 pACC, lrIPS, medial prefrontal 等區域的激活，對於如何解釋，沒有任何好理由。但當 Shulman 等人整合了數十篇文獻，發現到它的一致性，再加上詢問受試者在休息時所做的 mental wandering：包括想著剛剛的題目，待會要幹什麼，甚至昨天看的電影等等，都反映了個體意識狀態下的主動組識，規劃等心智活動。因此後來 Tulving (2000) 稱之為 default mode，意指在正常狀態下（後來擴展發現甚至在被麻醉，REM 睡眠等等階段，DMN 是恆常存在的，反映了似乎了大多數人正常狀態下的情況，也顯示它似乎可以用來診斷人異常的狀況（如輕微失憶，自閉症，睡眠剝奪等）。Connectome project（或是簡稱 ADNI 計劃）就是鼓勱大家上傳各自的 default netowrk data（目前約有 740 位 Caucasian subjects, with 173 Alzhemers, 361 Mild Cognition Impairment, 與 206 healthy elderly)，這樣非常可以減少大家做實驗的時間（可以直接用 public data 發展自已的 algorithm），同時似乎也讓更多非實驗設計專長的人也能踏進fMRI 的領域（因此才有同事戲說我們可能會愈來愈沒飯吃了（關於這點，可能將來會寫另一個thread 來 cover）。

除了 fMRI 之外，MRI structural imaging 的貢獻其實也不容忽視。藉由細部的 morphometry 分析，各式病理，練習或訓練效果（如倫敦的計乘車司機較大的 hippocampal gyrus等），都有更新的隨著行為改變伴隨著大腦結構的 MRI 証據。我想，搭配目前我有bird experts 的 fMRI data，這條方向似乎是非常值得探索。此外，我們通常都以為某個大腦區位的激活增加，就反應該部位在認知工作中扮演一定的角色，但也有一些poster/talks，顯示非但大腦結構外，相關區位間的聯結網路也有可能產生改變，某個程度上擴展了之前我們瞭解學習的深度與影響廣度。

最後，是對於意識，這個認知科學的最後橋頭堡，的熱烈探索，很高興HBM能夠有一個 session 找了該領域的目前專家分享他們最新的發現。因為這個領域的進展相對的受到之前所聽過的“最後聖杯”，我推測進步應屬有限。但事實上，除了Adrian Owen 的 keynote (就是那篇以一個 vegetative state 病人的 fMRI 登上 Science 06 的研究），還有非常多有趣的研究（如coma, brain death, locked-in syndrome, anethesized, etc)，而當這些症狀排列在一個圖表中，似乎可以顯示出一個重要的趨勢：意識狀態與內容似乎在兩個象限上有不同的位置，而不同程度的腦傷顯示不同程度的意識缺損。相信意識科學(consciousness science）的研究會愈穩定的進行著。

總而言之，今年的OHBM 以臨床poster 為大宗，各式的新醫學工具，造影方式與分析方法，大量資料庫的使用等等，都顯示 brain science 目前方興未艾的程度。

逐漸放開的手

就在昨天，那習慣牽著我手上學的老大，突然決定不牽著我的手，而是跟著我並排行走。突然，一種熟悉又陌生的感覺跑上心頭：小孩長大了，慢慢要脫離父母的層層保護，獨立的探索世界。這是一個不小的心理里程碑：記得以前我的美國好朋友 Jim & Jean 就曾說過，他們曾經記錄他們小孩的發展里程碑的日期時間（如那一天開始行走），做為以後回憶的珍藏。而我，大概就算是在為類似的記錄做準備吧（雖然大多數現代父母多是用照相機或錄影機做的）。

why 「你懂我的意思嗎？」十分令人厭惡？

看到這篇文章裡所提的：“有很多人因而養成讓人十分厭惡的口頭禪，在每句話之後，外加：「你懂我的意思嗎？」“時，我不禁心有戚戚然，非常同意作者的看法：「這是個令人非常不舒服的口頭禪」。但不知是否作者廖教授是否由於篇幅或其他限制，並無細講為何這種說法讓人厭惡。所以這裡我來「狗尾續貂」一下：

可能很多常說這句「你懂我的意思嗎？」的人，並不了解這句話背後的一些假設與意涵：就如同老師問學生們「你們懂不懂？」的時候，已經隱含了地位的不對等：老師是在傳授道理，而學生有義務接受或瞭解。所次若學生搖頭，老師當然可以再換種方式說明，或是罵學生不夠聰明「這樣的道理都不瞭解？」。當然我們希望大多老師選擇前種選項，但老師的角色，賦予她選擇後種的權利。這個道理，就是在說「你懂我的意思嗎？」時，所自動附帶的一種「地位的不對稱性」。如果同輩彼此溝通，或是晚輩跟長輩溝通時，出現這樣的一種表達，就會讓聽的人覺得不太對勁﹣﹣如果輩份不對，聽來就會不太合宜。這種 language pragmatics 的適切性，也是語言心理學的一個重要議題。

所以我曾經有一次對一位常常對我說「所以這個道理是這樣這樣，你懂不懂？」的大學同學前，回答「不懂，為何我要懂？」的突兀答案。當然這不是一個好的回應方式，但一個更加週延的同輩表達法，應該是像英文中的"Do I make myself clear?", 如果用 "You with me so far?" "Are you with me?" 都已經有點隱含地位的不對等了。所以在國外，我們聽到job applicant 的 Ph.D. 常會用 "do I make myself clear?", "Does anyone have questions up to here?" 等等，都表達了他們對pragmatics的體認。

一些近期的發展心理學研究，發現到韓國的小嬰兒，在七到九個月左右就能夠分辨他們語言中敬語（在韓文與日文中非常普遍，不同輩份的對話用語都不一樣）與非敬語的差異。所以如果漢語中慢慢的對一些細節不強調的話，要嗎就是這種「你懂我的意思嗎？」的用法變得慢慢的失去地位上的差異隱含，或者愈來愈多人（像廖教授一樣）抱怨現在的（年輕）人「說話沒有禮貌」。

學生的未來，真的跟老師的教導有關嗎？

會有這個想法，是因為到任一個新單位後，不管是研究生，大學生，每一個新老師都會面對的問題。記得當有次有位我個人相當尊敬的老師說：「你們的未來，根本不在我的關心範圍之內」。聽在耳裡覺得有點令人不太舒服，但當然那時不會對自己尊敬的老師說什麼。但等到自己當了老師後，尤其是當有了大學部，必須要去規劃學生的未來時，才覺得自己突然面臨了從前老師常常傷腦筋的事。

但老師替學生想回來有用嗎？事實上，當我是學生時，老師也從來不會幫我規劃未來啊！自己的未來，當然是要自己規劃﹣也只有如此，才不會怨天由人﹣因為那是腳上泡﹣自己走的！更何況，自己適合做什麼，只有自己知道。老師，同學，學長姐等都可以提供建議，但只有自己的心底深處，知道自己在什麼時候想要做什麼。所以這是為何我在退伍後，還不死心的去外面工作了一年（當然最後仍是死心塌地的回來走學術﹣我最喜歡的一條路。但是是在一年的蹉跎之後, but that's fine, because that's how I have to spend the time to realize what I really want)。

另外一點是，外面的世界變化非常快，當時的規劃常常會趕不上變化。所以把握不變的原則：例如問題解決的能力，資料蒐集與消化整理的能力，如何表達問題及解決方式的能力，都是在以後不管在何種場合都會用到的能力。在碩士階段，除了少數論文能夠有幸登上期刊的人，大多數的人都只是完成一個研究的經驗而已。所以如果選的題目不好，再怎麼努力也無法讓結果登上好期刊；而選的題目好，再怎麼不好的做，只要有結果，都有可能擠得上去。但這是跟指導教授的後續努力較有關，而非畢業後學生的努力。

所以回到原題目，我想答案是"yes and no"：yes in a way that the advisor will influence the students in many ways, including the attitude, the knowledge, and the future expectation。但若學生自己相當有自己的看法了，老師再怎麼說或教，又會影響多大呢？老師實不必把學生的未來擔在自己的肩上（雖然很多時侯，輿論或社會壓力想要讓老師去背這個包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