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 Peter Tse

因為一月學期結束後，照例有個 retreat 在福隆。在從中正紀念堂到飯店的一個多小時車程中，剛好聽到了他的 podcast 訪談。

主要是因為在我出國前做RA時(~circa 2000)，Peter正好在 Max Planck Institute 做博後(其老板是大名鼎鼎的 Nikos Logothetis。 他一系列的重量級發表，如 2004 年的 Interpreting fMRI signals  ，與2008 年的 What can we and what we cannot do with fMRI 皆是做 fMRI 的人所熟知，且一定要拜讀的文章)。

話說回 Peter, 彼時他發了一篇在Vision Research 的文章(Tse 2000), 裡面提到不同文化的人看字的筆劃走向(從左向右或從右向左)，會有不同的判斷---簡而言之，由於東方文化強調的筆順，大多數的東方受試，可能都會判斷成從左向右 (而美國人則是多半從右向左)。彼時閒著沒事的我，就試著把一些中文字的筆劃的最後筆順也做了一下，做出後，也把在台灣試著跑數人的結果與他 email 交流了一下。雖然彼時因時間有限，未再繼續探索，仍算是一次不錯的交流。

後來出國讀博士(2000-2005)，第一次參加VSS(2002) 時，Peter 跟我在會場外坐著聊了一會兒。難得的他記得在台灣的一些往事，後來也在 podcast 中聽到他的年輕時候的一些有趣的過往: 待過日本、台北、甚至西藏等。在後來的訪談中，他也補充了其早期曾經有的一段生命壯遊的經驗。這也是為何我記得很早便讀過他寫的一篇 發表在 Harvard 學生報上的一篇跟意識經驗有關的文章。

也因為今日聽到了他的 podcast 訪問，才想到先前學生時期的與他 email chat..與後來在 2002 VSS 的 face-to-face chat...覺得時光飛逝，轉眼間21多年過去了，如今聽到他的新書 (而且不只一本)，也算是一個非常難得的回憶哩!

彼時的研究，後來也在一位彼時的他校朋友接力後發表。儘管我的名字未在上面，但倒也因此逃過了這一系列研究的一致批評:  缺乏更好的依變項定義 (這也是我當時隱隱覺得不太妥當的地方)。

Francisca Gino 控告 Data Colada 與 HBS 的後續

 2023暑假的最勁爆新聞，應該就是 Data Colada 被告，並且訴訟持續進行中的報導了。由於也有點小捐款，自己也相當的關注此事件的進展。

哈佛大學可能會啟動史上第一次的將教授撤回的歷史性判決...

一位博士候選人的獨立評論 (個人覺得這種文章的閱讀，可以再增加證據判斷力)

這是一位在 Harvard 的 postdoc 所寫的，針對一位 harvard law school professor Lessig 為 Gino 的辯護文，再寫一篇反駁文。

Data Colada 的最新感謝文 (把當篇叫做 Data Ligitallada!, 9/1) 

[113] Data Litigada: Thank You (And An Update) - Data Colada

並且 Data Collada 9/16 又有最新的事證貼文:

最新的文章是 9/30 的 NYTimes: 

經過這些天的沈澱與討論，也看到一位他校同仁分享的一個「他個人認為最好/最完整的評論」。我個人閱後，也有數點想法逐漸在沈澱後浮現。以下試著一一寫下: 

1. 作者 Adam 的大意是說: 就算 Gino/Ariely 的文章被撤稿，教授(可能)被拔掉，或教科書被改寫。似乎也不對社會科學的領域有什麼影響。

     因為 social priming 的現象，已經知道的差不多了。多一個現象，或少一個現象，似乎也對這個現象的證據力，不太有什麼影響。因為它早已在這十數年的重複研究一再的打臉後，顯得不是那麼穩定。就算少數人(有的甚至已是明星) 一再的發現到新的類似實驗結果，可能也不會對 social priming 的假設模式有什麼影響: 不外乎就是 促發"重"的概量(如拿著較重的計分版) 會覺得這議題比較重要; 促發"老"的概念，大學生會走得比較慢，促發"清潔"的概念，用洗手乳的比例會增加...云云，少一個不會影響，多一個也不會加強。因為這整個假設的說法明瞭易懂，而且重複率異常的差---因為效果量實在是小到不行的啊!  走筆到最後，在一切哀莫大於心死的悶圍下，作者仍不忘嘲諷的說一句: 別告我啊! 也真是令人發噱....

不過也在這樣的黴底的絕望後，我個人如同在傳道書讀到最後看到的: 「這些事都知道了，總意就是敬畏神」般的「跳出迴遷」，也因為只有如此，才能夠用一個更新或更大的視野角度，來看待這一切的問題(或眾生貌)。也唯有如此，才能夠體會 PCI 與其他如 preregistration (or registered reports) 等的改革措施--因為不改，結論大概都知道 (一點新意也無)，唯 有創出新領域，才能擺脫舊窠穴吧....

「Daughters of the Flower Fragrant Garden」新書說明會聽後感

 2022年11月某日，接到 email 上提到了博士母校的一位中國籍李竹青教授的一本新書發表會。書名(如標題) 的副標是「Two sisters separated by China's Civil war」就吸引我的注意了。剛好時間也是台灣的白天(也剛好有時間)，就立馬報名參加了線上的分享會。

一個小時的 zoom meeting, 作者主要是提到她從小都不知道自己有一位失聯以久的阿姨，從未出現在家族的討論中。要不是 Dr. Li 出國經費短缺，加上彼時(1980~)已算進入了改革開放階段(政府管制也不像文革或更早時期那麼嚴格)，Dr. Li 才知道她有一個從未聽聞的，目前在美國的， aunt, 資助她出國(後來也在美國遇見)。後來在陸續的聊天中，她才知道這個偶然產生，但卻影響其家族後來好幾代的精采故事。

Jun (鈞) & Hung (鴻) 是一對姐妹，Jun 在1949 年9月的一次金門的訪友中，遇到共軍發動的古寧頭戰役，Jun 無法回廈門，被逼的只能隨著駐守的國民黨軍回台，並且隨後嫁給了一位國軍中的少將。並順應著台灣的緩步發展，隨後輾轉赴美，開啟了移民的生命第二春。隨後也藉由在美國的機會，多次的寄信回中國。但彼時經歷反右、文革的家庭，卻決定把其所有 Jun 的存在證據完全消滅，並且堅決的否認認識Jun，Hung 並且與堅決與「反動派的 Jun 」公開對抗。如此的「旗幟鮮明」，當然是可以理解成「在彼時中國的存活必須」 。Jun 一直到 80 年代末過世，並遺留給作者一筆不菲的遺產，希望其可以將來協助其落葉歸根。作者也的確花費相當心力，在有機會回訪東方時，台，港，大陸等地的多方查考求證，努力的留下本書的寫作材料。而 Hung 則在經歷了反右與文革的「日常」: 被下放(向貧下中農學習)，被「掛標語站牛棚」，到文革後恢復學歷，努力的在自己的婦科醫學領域競競業業，成為了福建一省之醫學權威，有名到幫現在中共國家主席 習近平的老婆 彭麗媛 接生唯一的女兒 (聽說目前在美國唸書) ，一直到最近逝世(? 但是後來發現到年齡可能不符，也有可能是這位林巧稚醫師才是，可能再再做確認)，作者才出版此書，也算是蓋棺論定此一事件吧! 

後來也在 Brown Alumni Magazine 看到這篇報導。真的很欣賞如此的觀點，與自己的家父經驗如此有關。這也是為何我可以在聽到這個報導時，隨即在留言區留下了 「這個故事與本人家庭的經驗有些類似之處: 根據我的祖母說法，我的父親是與祖父母一起，在1948年來台灣玩，後來才發現江山易色，回不去中國了，就在宜蘭待了下來。對於這個說法，長大後的我益發覺得難以相信(那有那麼巧? 而且，若是來台灣玩，幹麼帶著一大堆景德鎮的瓷器 (聽說隨便一個現在都是傳家寶，但都被調皮的家父一個個打破了 ^^)？感覺應該是來逃難的才是.....但是聽了李教授的說法，才覺得.....也許真的有那麼一絲來台灣玩的可能性也說不定.......

「立命館」一詞的由來

上月底接待了一位合作算有點時間的日本教授來訪，蒙其致贈了一個小禮物--放 A4 紙的透明公文夾。封面及封底分別是有關立命館大學的典故。英文翻譯是如此寫的: "The name is derived from a passage in the Jinxin chapter of the Discourses of Mencius, and means "a place to establish one's destiny through cultivating one's mind." link 讓我想到了中學時背誦的名句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後來網路上查了一下，是北宋思想家 張載 著名的「橫渠四句」，亦可說是 文人(知識分子) 的最高境界。其中 「為生民立命」，葉解：「建明義理，扶植綱常，此為生民立命也。」或說，知識分子要為黎民百姓著想，為百姓謀福祉，為百姓建立安身立命的根基。因此「立命館」就是指如此一個「協助後代(學生) 安身立命根基的地方」。走筆之此，真覺 師者，傳道 授業 解惑，與 立命 的重要性啊! 

 

一生志業是為主獻身的牧師與心理學家-- John Stroop

 由於上學期開設了一個 podcast 課程，個人也自我設定了至少要有五個主題的發想。因此繼前兩個 post 後(分別是「愛因斯坦的大腦」及「COVID19 起源的爭議」，今日繼續第三個題目: 有趣的一些怪奇(或說有趣的)心理學家。第一個想要介紹的，便是這位 John Ridley Stroop。話說這位 中文不知道要如何翻才適當的著名心理學家(史脫普?)，可說是認知心理學界最有名的人物之一: 他的著名博士論文是在研究著名的語言處理的高度自動化效果，也就是著名的 "Stroop effect"。在這裡有這位Stroop博士的簡介。他的1932年博士論文，1935年於 JEP 發表。在那沒有電腦，沒有程式的年代，實驗的進行皆是非常有趣的簡易操弄 (如只有操弄指導語，把印在上面的字唸出來，或把印在上面的圖案的顏色唸出來)。結果很顯然的，唸出字的顏色，會比唸出字的讀音，來得困難許多(反應時間的明顯變長。彼時也不用跑複雜的統計，但是應該有兩組平均的反應時間差異。而且反應時間是用碼錶來記時的)。這個看似簡單且穩固的現象，變成了它常出現在實驗心理學課堂常見示範的原因之一: 可重複性高，少數幾題就會看到明顯效果，高普遍性等。而這樣精典的實驗，其實也要等到1960年代 認知心理學興趣後，學界才重拾它的重要性。而到了1991年的 Integrated review, Stroop effect 已經有了約半世紀的資料累積了。這裡亦有一篇哈佛大學生2020寫的精簡網路論文...

但這篇文章想說的，反倒是他自認為更重要的，反倒是他博士畢業，並且發了二三篇論文後，就一頭栽入他更想獻身的，身為傳教者的志業了。接下來他四十年生涯，都是在 TN 的 Lippscott University 教授神學、心理學、數學等，直到退休。退休後仍繼續到處傳教，直到 1973年過世。而他的神學著作，現在我正在拜讀的 WHY DO PEOPLE NOT SEE THEBIBLE ALIKE?，也逐漸看到其對文字的掌握力，與對神學與人生的親密關係。在其身上可以明顯看出一致的影響。其神學著作所寫下的文字，可能比學術界的更少為人知，但對其來說，重要性卻完全相反。這也不能不說是神安排下的奇妙見證! 

新冠病毒起源之我見 (updated 2022.8.4)

 話說新冠疫情對人類社會的影響，可以說是我們這一輩有生以來最接近類似啟示錄 Armageddon 的一次--突如其來，傳播力強，要不是人類社會快速的產生抗體並快速生產施打，可能死亡人數會遠大於目前的累積。再加上後續突變種的接二連三，讓大家對它除了打疫苗打好打滿外，也只能期待它快點與人類社會共存，慢慢的變成如同先前愛滋或流感病毒般的「緊張，但無須太過擔心」。

但當大家的注意力都放在對未來的焦慮及投射時，對病毒成因的探討興趣也慢慢的在雷達之外。原本一開始的好奇到底是在武漢華南市場(家禽交易，導致跨物種傳染)，或是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實驗室製作，也慢慢的變成不太重要 (畢竟跟我們生活有關的防疫部分更加重要)。

就在2021年，有兩篇算是重磅級的對 Covid-19 起源成因的說法，裡面的證據有部分是情境式證據，有些是整理許多文獻，但還是須要對這些證據做抽絲剝繭般的整理，形成想法，並且串起證據，並對一些看似反向的證據提出可能的思考與反省(或反駁)。這些認知思惟過程，真的跟科學家的科學活動過程非常像，因此也值得好好的拜讀後，寫出一些反想評論。

這篇寫作的想法開始時，也跟台灣中研院先前因病毒研究的操作程序，未受到應有的重視而導致病毒外洩感染，提供了一個高度有趣的同時情境解釋 (用以支持實驗室創造說)。另外，譚德塞先前也曾在一訪問中不小心口誤承認他認為應是從實驗室外洩，故儘管近一兩週來又有看到Science文章發表，提到武漢華南市場的家禽基因定序等研究，作為支持「家禽突變說」的證據同時，目前雖不足以強化到可以動搖我目前的「實驗室創造假說」的信念。這裡的科學報導，是在強調，從最初的一些染病案例的地緣關係，多是以武漢市場為中心環繞的。

但我的看法會否再度改變，很難說，但科學家本就應如此，隨著有足夠說服力的證據可以改變先前的想法或信念，但是後面證據的完整度要愈來愈大。或是說，對於證據的瞭解力要愈來愈投入，才能有更多時間去思考所有的可能(與反證)。

讀一系列沈志華教授 影片後的一些感想

 最近由於 youtube 演算法的設計，看了一些華東師範大學的沈志華教授的一系列影片1, 2, 3，好奇之餘也上了他的 wikipedia 看一下。對於文後的批評 (如他是「商而優則學」) 也有自己的一番想法 (這一代的中國人真是，有如此奇葩的人生經歷也是難得。能夠在種種條件下成為其目前地位，也真能反映了「英雄突出了這個時代」)。

簡而言之，沈志華教授的一些影片的一些有趣的觀後感，從其下方的留言也可管窺一二的，便是其在蘇聯解體(約1990-2000)時，自蘇聯帶回中國的許多檔案內容，其中消化的數個有趣的觀察整理。第一個：當毛澤東於新中國成立後，很快的去蘇聯老大哥及史達林表忠，另外有一大任務: 希望能重訂原先蘇聯與蔣介石的中國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算是雅爾達密約的產物，蘇聯參戰的代價: 讓蘇聯租借中長鐵路+大連旅順兩港 (海參崴附近的確是不凍港，但外海冬天仍會結冰)，達成蘇聯一直希望的擁有遠東不凍港的想望。但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當然希望能夠重新簽訂新約(畢竟就算是老大哥，也是希望能夠有一個獨立，無任何不平等條約的新中國)。而在彼時，金日成也正在莫斯科，希望能夠獲得蘇聯的支持，以統一南北韓。毛澤東與金日成一同在莫斯科，但卻彼此不知道雙方同時都在莫斯科，這也算是蠻有趣的刻意安排。彼時毛澤東的意圖非常明顯，除了全面倒向蘇聯之外，也希望能夠廢掉先前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改立較新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其中將中長鐵路、旅順大連的權益收回。史達林當然不太願意，但毛澤東一副「你不答應，我就不走」的賴在那裡，讓史達林後來只能勉強同意。但是沈志華此時揭露了一個有趣的時間巧合：就在史達林白天「被迫同意」毛的當天晚上，史接見了金，告訴金「同意你進攻南韓李承晚」，一改先前「不置可否，必須要先徵詢中國同意」的態度 (而毛早先也多次告知金: 再等一會，等我們解決了台灣問題，回過來要軍隊有軍隊，要槍砲有槍砲。原先也只先讓兩個韓國人為主的縱隊回歸北韓)。金有了史的同意，當然就不用再看毛的臉色(畢竟蘇聯的硬體實力，也讓金以為只要有了 T34，加上自身的軍力(約十萬人)就敢承諾「兩個月結束南北韓戰事」。史的態度轉變，當然可以讓後人解讀為「失之東隅(旅大)，就得收之桑榆(如北韓的臨津，甚至南韓的港口)」，或是「明者我讓你贏，暗裡再擺你一道」。也因為後來韓戰的爆發(1950.6)，讓原本規畫好對台渡海作戰的三野只能分兵北上，再加上第七艦隊的協防台海，導致了後來50多年兩岸分治的局面迄今。

回憶完這些故事後，心中也長嘆，人類的命運有時真的是很渺小，而決定一群人類命運的關鍵少數人，竟然在關鍵時期也不過就是一般人的想法而已。話說某些偉人的雄才大略，前述的人那一位不曾被追封過「偉大的xxx?」，但他們也受限其能力範圍，其時得到的有限資訊，做出當下所能想到的最好判斷。所以若再拓展，不管你只是為自己下一餐的選擇傷腦筋，或者是大到身為國家領導人要為國家大政的未來決定，大原則大概都不脫: 整理綜合當下發生在週遭的環境訊息，努力的作出當下自覺最週全的選擇。事後必然會後悔(但就算有後悔藥，卻沒有時光機可搭乘)。而結果自然就是邊走邊考慮，一步一步來。雖說大原則不變，但許多事情都有一些大因素的決定因，不會因為一些小事物而有所變更。

後來也拉拉雜雜了聽了其他歷史 youtuber (如天豪公開課)，也有提到類似的看法，也間接的顯示了這種說法的暫時受歡迎 (但是否會被接受為正式說法，就有待歷史的驗証)。

2/27, 4/1 更新: 就在斷斷續續持續寫作時，烏克蘭與俄羅斯的戰爭情況一直在惡化，而且已經開戰了近兩個月了。(而且在六月、七月底的當下)，似乎也都未見到和平的曙光。戰爭雖然不是兩國(或說全世界都被拖入，受到不少的影響) 一開始的設定，但似乎兩國領導人 普丁 與澤倫斯基 與美中領導人的彼此糾葛，似乎又將上述的歷史重演了一遍似的「似曾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