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漸放開的手

就在昨天，那習慣牽著我手上學的老大，突然決定不牽著我的手，而是跟著我並排行走。突然，一種熟悉又陌生的感覺跑上心頭：小孩長大了，慢慢要脫離父母的層層保護，獨立的探索世界。這是一個不小的心理里程碑：記得以前我的美國好朋友 Jim & Jean 就曾說過，他們曾經記錄他們小孩的發展里程碑的日期時間（如那一天開始行走），做為以後回憶的珍藏。而我，大概就算是在為類似的記錄做準備吧（雖然大多數現代父母多是用照相機或錄影機做的）。

why 「你懂我的意思嗎？」十分令人厭惡？

看到這篇文章裡所提的：“有很多人因而養成讓人十分厭惡的口頭禪，在每句話之後，外加：「你懂我的意思嗎？」“時，我不禁心有戚戚然，非常同意作者的看法：「這是個令人非常不舒服的口頭禪」。但不知是否作者廖教授是否由於篇幅或其他限制，並無細講為何這種說法讓人厭惡。所以這裡我來「狗尾續貂」一下：

可能很多常說這句「你懂我的意思嗎？」的人，並不了解這句話背後的一些假設與意涵：就如同老師問學生們「你們懂不懂？」的時候，已經隱含了地位的不對等：老師是在傳授道理，而學生有義務接受或瞭解。所次若學生搖頭，老師當然可以再換種方式說明，或是罵學生不夠聰明「這樣的道理都不瞭解？」。當然我們希望大多老師選擇前種選項，但老師的角色，賦予她選擇後種的權利。這個道理，就是在說「你懂我的意思嗎？」時，所自動附帶的一種「地位的不對稱性」。如果同輩彼此溝通，或是晚輩跟長輩溝通時，出現這樣的一種表達，就會讓聽的人覺得不太對勁﹣﹣如果輩份不對，聽來就會不太合宜。這種 language pragmatics 的適切性，也是語言心理學的一個重要議題。

所以我曾經有一次對一位常常對我說「所以這個道理是這樣這樣，你懂不懂？」的大學同學前，回答「不懂，為何我要懂？」的突兀答案。當然這不是一個好的回應方式，但一個更加週延的同輩表達法，應該是像英文中的"Do I make myself clear?", 如果用 "You with me so far?" "Are you with me?" 都已經有點隱含地位的不對等了。所以在國外，我們聽到job applicant 的 Ph.D. 常會用 "do I make myself clear?", "Does anyone have questions up to here?" 等等，都表達了他們對pragmatics的體認。

一些近期的發展心理學研究，發現到韓國的小嬰兒，在七到九個月左右就能夠分辨他們語言中敬語（在韓文與日文中非常普遍，不同輩份的對話用語都不一樣）與非敬語的差異。所以如果漢語中慢慢的對一些細節不強調的話，要嗎就是這種「你懂我的意思嗎？」的用法變得慢慢的失去地位上的差異隱含，或者愈來愈多人（像廖教授一樣）抱怨現在的（年輕）人「說話沒有禮貌」。

學生的未來，真的跟老師的教導有關嗎？

會有這個想法，是因為到任一個新單位後，不管是研究生，大學生，每一個新老師都會面對的問題。記得當有次有位我個人相當尊敬的老師說：「你們的未來，根本不在我的關心範圍之內」。聽在耳裡覺得有點令人不太舒服，但當然那時不會對自己尊敬的老師說什麼。但等到自己當了老師後，尤其是當有了大學部，必須要去規劃學生的未來時，才覺得自己突然面臨了從前老師常常傷腦筋的事。

但老師替學生想回來有用嗎？事實上，當我是學生時，老師也從來不會幫我規劃未來啊！自己的未來，當然是要自己規劃﹣也只有如此，才不會怨天由人﹣因為那是腳上泡﹣自己走的！更何況，自己適合做什麼，只有自己知道。老師，同學，學長姐等都可以提供建議，但只有自己的心底深處，知道自己在什麼時候想要做什麼。所以這是為何我在退伍後，還不死心的去外面工作了一年（當然最後仍是死心塌地的回來走學術﹣我最喜歡的一條路。但是是在一年的蹉跎之後, but that's fine, because that's how I have to spend the time to realize what I really want)。

另外一點是，外面的世界變化非常快，當時的規劃常常會趕不上變化。所以把握不變的原則：例如問題解決的能力，資料蒐集與消化整理的能力，如何表達問題及解決方式的能力，都是在以後不管在何種場合都會用到的能力。在碩士階段，除了少數論文能夠有幸登上期刊的人，大多數的人都只是完成一個研究的經驗而已。所以如果選的題目不好，再怎麼努力也無法讓結果登上好期刊；而選的題目好，再怎麼不好的做，只要有結果，都有可能擠得上去。但這是跟指導教授的後續努力較有關，而非畢業後學生的努力。

所以回到原題目，我想答案是"yes and no"：yes in a way that the advisor will influence the students in many ways, including the attitude, the knowledge, and the future expectation。但若學生自己相當有自己的看法了，老師再怎麼說或教，又會影響多大呢？老師實不必把學生的未來擔在自己的肩上（雖然很多時侯，輿論或社會壓力想要讓老師去背這個包袱）。

針對最近麥得或皮紋檢測師所提的反駁

最近在這些文章中，都可以看見一種解釋的嘗試：

先不論在 facebook 常看到這位皮紋師的自我廣告，針對新聞媒體的這種解釋：「我們有些業者想跟洪蘭女士說明，但她都婉拒了。」我的直覺反應就是：洪老師是聰明的，因為(1) 一些有錢（可能也有勢）的既得利益業者，跟一位教授的當面解釋，聽起來更像是公開的擺下擂台，想必一定會要公告在媒體（才能收到造勢效果），然後再加上兩三位能說善道的人，讓電視機前的觀眾做裁判-----想下去，就會覺得這就是偽科學的手法。

科學不是辨論賽，更不是聽起來有道理就佔上風---科學的最後堡壘，是等待時間的驗証，別人的重覆，加上後續研究者的更加精進（或推翻），才是確保議題是否是科學或偽科學的最終判準。統計學固然是屬於一門科學學門，但它是一種工具（因此價值是中立的），運用這種工具達致一個非科學的命題，在歷史上數見不鮮：占星，命相，瀕死經驗等，皆可以堆積成數字達到一個令人吃驚的存在真實性。

另一個很好的例子，是台灣是否需要核能發電。我在大學時，不管多少唸工程的說破嘴，環保的議題就是主流。事實上前執政黨的取得席位，跟其一直高唱環保的政策也不無關係。但等到一上台，核四停建再復工的慘痛教訓不說，現今大環境的改變（如溫室效應所導致的氣候變遷等）也讓核能發電變得更加環境友善（相對於其他火力或替代性方案而言）。所以如果用辨論的方式，就算當時是符合大多數民意的看法，也可能在十年後變得不受歡迎。這個例子，是我馬上想得到的辨論來爭取其科學合理性的一個反例。

科學當然有可能會受到時代氛圍的影響，而變得trendy, or Zeigeist。但最終，良好的方法，有意義的推論，令人激賞的實驗設計，都會繼續讓這個研究被人欣賞。而一個最佳的方法，就是將妳的研究登在期刊上。好的有意義的研究，終究會被人繼續探討，追認，或者否決。科學的正當性，不是訴諸於辨論的輸贏，也不在於找某個專家或權威的背書（或向她解釋），而是能否讓任何人重複，或被任何人修正，挑戰。更重要的，是要言之有物，不是在找到星座與人格的關係（如果要找解釋，那必定是一個非常難瞭解，或可能要訴諸某種神祕力量的介入），或是頭骨的形狀與人格（顱相學是也！），或是任何一些外顯特徵與人格的關係。

新學期的開始，一些目標的檢驗

剛參加完心理學年會，對學生的報告大體說來，瑕不掩瑜，所以仍覺得高興，因為我們達成了一個以後可能是實驗室同學都要達成的目標：就是參加台灣心理學年會並且報告她們的研究成果。希望未來實驗室網頁落成後，每一屆學生的成果都可以放在網路上供人下載。

剛忙完的國科會3T fMRI 購置與服務建置計畫，如果順利的話，明年初就會答案揭曉。不管結果是有或沒有，注定要作實驗的我還是得努力寫paper，不然的話，年底的國科會計劃申請就會非常不利了。

加油囉！

It's all about soul

副標題：暑假裡唯一讀完的一本書Only a Theory：Evolution and the Battle for America's Soul讀後感。

難得在最近有這種休息的感覺。以前，至少在一年前的暑假，我還可以早上泡咖啡的悠閑看書，逐漸看完幾本書的時間。但這個暑假，由於準備fMRI project的煩瑣，一直有一種不得休息的疲累感，讓這個暑假格外漫長。

這本書是我所景仰的 Kenneth Miller 教授繼98' 的"Finding Darwin's God"10年後的又一力作。在去年回國前出版，所以我當然得買。一年後，還是一點一滴的逐漸啃光了。

其實在讀完之前，就已經在 edge.org 讀過一些對此書的評論，與作者的回應。但真的讀完後，仍是不得不掩卷深思，這種感覺與閑適感，真是不易再有啊！

對於演化與創造論的爭議，離開美國一年的我已經有點距離感了，但藉由Ken Miller 的生花妙筆，我仍是能夠再度回憶起一些大概。個人覺得，美國教育中有關演化論的爭議，其熱度與敏感度（但並非在議題相關性）就如同台灣的統獨愛台議題一般，幾乎每一個人都能說出一番道理來。Dr. Miller 的基督徒身份與科學家（尤其是分子生物學家）的雙重身份，對如何在看似衝突的兩者中走出自己的一條調和之道，一直是我效法與學習的目標。

此書的書名，與Allan Bloom 1987年出版的"Closing the American Mind"有一定的淵源。書中提到，正如同87“的後現代思維，強調反對唯上，打倒一切，推翻教條的時代，強調「你的真理並沒有比我的更真，所有的論據都是合理的，因為都是在特定的時空條件下，或是受到不同環境文化的限制所產生的。」一旦科學﹣這個強調一個客觀標準為上，所有的論據都是可以公開被檢驗，被挑戰﹣的精神受到動搖，而變成你的真理是對的，我的另類說法也是對的，大家都是對的，那就變成各說各話，無法交集，也再不是科學了。當這本書出版時，美國正受到 Affirmative Action 的影響，變得習慣更不堅持，更「包容」，更「開放」，殊不知就是在這樣高舉言論自由保護傘下，自然科學變得愈來愈像社會科學，或是說社會科學愈來愈偏向社會學去了。Intelligent Design (ID) 採用同樣的作法，在美國的中等教育委員會取得相當的成功，而 Kenneth Miller 的這本書就是要大聲疾呼：這樣的作法是在摧毀科學的基本價值與精神，而這是美國人的立國靈魂(soul)。

當談到 soul 這個詞時，我腦中響的卻是Billy Joel 的這首同名的歌。聖經中提到耶和華在亞當的鼻中吹一口氣後，他就變成有靈(soul)的活人。人類的靈，畢竟是讓人以為自己獨特的一個特點。而在這本Battle for America's soul 裡，Dr. Miller 對soul的使用更接近 "態度，精神“，或是一種“對權威的不屑與懷疑，對真知的好奇，與永不窮盡的追求欲“。Miller 認為這種精神，是這個目前最偉大國家之一切成就的基底。但這樣的soul 正在被 ID 的一種包裝後的策略所侵蝕，而且大多數美國人不自知。

同時也想到了以前在研究所時曾經遇過的一次，不知那是不是故意的學長，作出的一次有趣示範：當一切你所提的可能性說法，都被說是「對啊，這個是可能的，那個也是可能」的時候，覺得一種荒謬與不知無從反駁起的無力感。一直要到這時，才知道問題到底是出在那裡！當你要對所有的可能性都容許，而不讓自然的條件加以 constrain，所有的理論都是可能的，那科學要如何進步？

另外一個更遠的回憶，是在目前可能都還在討論的，所謂本土化心理學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概念？雖然不可否認各種 level of inquiry 都有其合法與正當性，但當研究者強調，你的研究只有在身歷其境的人才能體會，才能瞭解時，是否也擋住了不同文化對這個概念的批評呢？算算，也許待在自己熟悉的領域，並且批評人家研究的不夠全面，也許是人共有的通病吧？到最後，也許很多爭議都是 " a battle for one's soul"!

颱風過後的新進教師研習營有感

1. 颱風過後，萬事的順序都變調了。就如同10年前的921，地震醒來後隔天，一直到學校後，才發現台北可以安靜到這個地步：暄囂的車水馬龍聲沒有了，電視沒有了，早餐沒有了。待在榮總看書的我，才知道台灣在幾個小時前受到地震的侵襲。

2. 成大，中興，中山的老師，大家素質都不錯，都是國外有名的學校，或是國內著名的大學畢業的。但學生就大多都是B段班，因為A段班的學生到台北去了（或是乾脆出國唸？）

3. 台中車站附近變好多，自由廣場現在都是外勞盤踞，晚上附近變得好冷清。只有補習班附近還有些人潮吧。

舊地重遊，讓一些從前在此留流的回憶又一一浮現出來。人到中年後，似乎真的是愈來愈喜歡回憶啊！

再見了，台中，下次再會不知是何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