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ne Treisman's Festschrift, 5/16/08, Princeton

能夠在二個月後離開Princeton前再次寫Anne Treisman，我也沒有想到會如此吧。

這次是為了紀念Anne對認知心理學的貢獻所主辦的一日會議。眾多著名的心理學家在VSS08後直接到Princeton與會，參與對這位偉大的心理學家貢獻的回憶。我看到了久未見到的Bill Prinzemetal (有位朋友戲稱他“鋼鐵王子“）, Harold Pashler, 可以說眾多注意力的認知科學家全都來了。

最終，Anne的先生，也是著名的心理學家中唯二的諾貝獎得主之一的Daniel Kahneman，做了最終也是最精采的總結。他說Anne就是平常人，一早上班，時間到就回家。他們自從之前在合寫了注意力的一些實驗後，便一直在如何達致一些一致的結論上相持不下（當然囉，兩個彼此都很忙的人，在一些結論上有不同看法也不令人意外。）但最讓人感動的，同時我相信也是全世界各地的注意力研究者，皆覺得沒有白來一場的，是最後Dan 平實卻感人的結論演說，對於注意力理論如此重要的Anne，由她先生來做 concluding remark，也是相當的得體吧！

也為我能有幸見識到這讓人感動的一幕而值得記下一筆的俊嘉

新希望的感覺總是最美好的

總統選舉結束了。不令人意外的，國民黨的馬英九得到了寶座。畢竟阿扁與民進黨這八年來把所有的機會，資源，與人民的耐性都用盡了，也同樣的被人民看破手腳。而慶祝新總統就職，台股與其他指標皆顯示了難得一見的慶祝行情。

相較於日前的歐巴馬就職大典，同樣感動人力的演說，並讓人讚譽有加（雖然也不是沒有批評的聲音）。在日後回想起來，是否也同樣會令人覺得「說的多，做的少」呢？

總之，新希望的感覺總是最美好的，由於新官上任，有很多事情是需要靠這些力量來反省，檢討，改進並突破的。隨著時間的推進，不但可能事情會隨著因循苟且而隨波逐流，主其事者更可能因為不願得罪人，或者是愈多顧忌而多所制肘。就讓我們記得這初始的欣喜，並努力的繼續保持這種情緒下去吧！

Question the authorities

聽起來多令人興奮的題目啊！

記得在申請學校的讀書計劃上，我提到牛頓的名言：我感到自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向前看，由於他們，我才能看得更遠。由於聽過先前教授的耳提面命，更感到自己是多麼需要懷著感謝與謙卑的心，對於培育與讓自己成長的師長們的教導。但有位名老師的一句：我們所說的，所主張的，將來需要被你們推翻，讓我更是覺得是joke: 一向敬重的老師，怎麼可能說的東西是我們要去打破的呢？

近十年過後，雖然不是做相關領域，卻不得不承認，科學家所做的，就是在推翻前面的研究，所以：Question the authorities 是一個必要的態度。在我自己所做的研究裡，有太多修正前人所做研究的事，而且仍不會影響我個人對其的敬重（雖然這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當然，當去做這樣的工作時，可能會覺得「自己何德何能」或者是「這怎麼可能」，但隨著愈來愈多證據的累積，自己也愈來愈有把握時，也會開始想要把這些想法呈現出來。我就舉自己在博士班與博士後研究的兩個例子吧：

當我在04年開始做博士論文的研究專題，有關於鳥類專家的研究時，一個當時在爭議的問題是是否大腦下腹顳葉(inferior medial temporal lobe)的一個對於臉孔特別有反應的區域是否是唯一對於臉孔有反應，或是僅如鳥類專家看到熟悉的鳥類一樣有反應（當時這兩種說法：臉孔特定Face Specificity, or FS 與知覺專家 Perceptual Expertise, or PE，各有其支持證據）。但是04年陸續有數篇從FS陣營出來的文章說他們無法複製後者PE的結果，因此支持FS的立場。對屬於PE陣營的我來說，這樣的說法當然是值得批評，因為無法發現對方的效果竟然也可以登在期刊（一般接受的作法是：你要批評對方的立場，應該要先能夠重複對方的研究，然後發現到改變分析的方法，或是指導語後，效果消失或不見，或是原先的效果反轉等等。而不是說無法重複對方的研究，然後兩手一攤說對方是錯的，妳是對的。因為無法得到對方的結果有非常多的可能：不能說釣不到魚，就說這個湖裡沒有魚！）但是等到我自己嘗試去重複這種資料分析法時，發現我竟也無法得到預期的效果！當然，我無法兩手一攤說，這樣的結果是與我對手的立場是相同的，所以我不得不使用其他的方法去重新分析資料，也使得我得到了一些原本並未預期的發現。這樣的結果，也使我瞭解，也許兩造都對（或也都不對），因為他們的結果可能都被資料分析法所限制(constrain)，所以愈來愈多時候，資料分析不會僅限制於一種，而是儘量運用可用的方法去支持妳要支持的說法。另外，也讓我學到，要在權威所建立的基礎之上，成長出自己獨立的看法。

另外一個經驗，便是當我在做博士後研究的第一個實驗，理論上是在重複一個在單神經細胞測量中為人所熟知的發現，也就是LGN（側膝核：視覺神經傳導路徑的第一個中繼站）中微(parvo)與巨(magno)細胞的選擇性處理差異：巨細胞magno-cellular LGN 偏好低視覺頻率與高時間頻率(low spatial frequency & high temporal frequency) 的訊息，而微細胞(parvo-cellular LGN)偏好高視覺頻率與低時間頻率，如同是教科書般的經典，在許多期刊上都可以看到類似的支持證據。但當我真的在進行實驗，結果找不到如此的支持證據時，我不得不回頭找文獻，尋找早期的支持證據：結果我驚訝的發現，早期的支持證據，多半是從選擇性破壞Parvo or Magno，並隨後測量猴子的對比敏感度函數(contrast sensitivity function)，來間接推論兩者所偏好的空間與時間頻率。若要論直接的支持證據（也就是直接在健康的猴子上做測量），兩篇發表在同樣權威的期刊的結論是：主張mLGN 與 pLGN 偏好不同空間與時間頻率的說法是言過其實了。相比之下，早期的“支持證據“，不是取樣的樣本數太少，就是對是否有分別選擇性的結論含糊其詞。當我把這些結果整理出來與老闆討論時，很驚訝的，老闆的看法並不是很支持，主觀的認為一定是我的資料分析，或者是實驗設計有問題。當然，我不能否認從她的立場來看，選擇相信“我的結論有問題“，遠比“不相信那些著名的教授所說的，與教科書的證據“來得容易。跟其他同事談過，也一致認定就算我最後能提出所有與我結論相符的證據，結論可能也無法太具有影響力，畢竟這個mLGN for LSF/HTF, pLGN for HSF/LTF 的說法已深植人們心中。所以除非我能找到“在自然的破壞實驗中，如猴子的實驗結果能夠被重覆“，不然的話，這樣的結果可能也只能放在抽屜裡孤芳自賞了。而如同一位成大教授曾對我說的：沒有發表的研究，如同沒有做過。所以，我們也只能儘量求取後續的實驗能夠對這結果提出一些說明了。

以上的兩個例子，對我來說，由於都牽涉到未來要發表的文章，所以無法寫得太細，但共同的感覺是，唯有靠著更多的證據，才能更具有說服力，並且讓自己知道，研究這條路，不但要Question the authority，也要習慣將來被人所challenge。“不以人廢言“才是健康的學術生態。

回顧美國大選的民主黨候選人的聲勢消長

這篇文章是想總結這十個月來的觀察而得的。雖說羅馬不是一日造成的，十個月的時間，讓原來在2007年底還穩操勝算的希拉蕊陣營，到2008年的二月初選數次被擊敗，到了五六月變成岌岌可危，負嶼頑抗，到七八月見後來的大勢已去，忍痛宣布退出，與日前在民主黨大會的公開支持歐巴馬。這對已經看過在台灣多場 選舉的我，仍有不小的震撼。尤其之前身在希拉蕊贏的新澤西州，對於歐巴馬的印象就像是小蟻雄兵對上龐然巨象一樣。柯林頓憑其丈夫豐富的執政經驗與自己的女性優勢，一開始便頗為看好。但歐巴馬的清新與黑人形象，再加上成功的造勢與網路募款策略，讓兩人的支持率逐漸接近。記得二月的超級星期二，眾多西北部小州的支持歐巴馬，讓希拉蕊猛然醒覺到自己的優勢只有在大州而已。但後續的策略失焦及應變過慢（如等到想要再跟大金主募款時，已金盡人去），使得後來的差距被蠶食般拉大。接下來的變化大家都知道了，歐巴馬已經開始準備要入主白宮啦！雖然目前誰也沒有絕對的把握。

對我而言，在這段十個月的漫長過程中，親眼目睹到女同事對希拉蕊的普遍支持，研究生對歐巴馬的熱情助選，然後整個選情天平從一邊倒向另一邊，這樣的經過真是讓人知道，沒有永遠的贏家，會笑的人是到最後才笑的。

反觀台灣最近，對於馬英九的優勢，似乎也得小心審評估才是，以免最後輸在粗心大意上。

回台隨想

這是在2008年初回台interview時，在每日的生活中的觀察心得。值得把它寫下來，就像我在剛到美國時寫下來一樣。

在民雄教會的第一個晚上，覺得南部的感覺好親切，那種安靜起床的靜，只有在南部的生活才能體會它的可貴。

在火車上一直看著斑駁的牆壁，覺得非常的不一樣。北部生活的擁擠感，逐漸的把那種南部的生活清新之美侵蝕。

聽到姐姐強調北部的資源仍是讓小孩成長的最佳環境，我不禁無言。的確，在這個環境成長的我，忘了這個重要的因素。但自私的以為，小孩應該要能夠在小時候無憂無慮的快樂成長，不就是我們一直的期望嗎？

小孩子要補習嗎？我個人非常不希望，但隨著小朋友從小一開始就要上英文，小三開始就要背單字，也許那種銜接不上的感覺會使我投降吧？

對於電視節目的短視（只重視台灣島內新聞），大量的談話性節目，真是不如不要看的好。但會否隨著時光的流逝，我又逐漸的習慣了呢？

Are we 'overtreated'?

在今年一月的時候，聽到Science Friday 的podcast, 訪問Gina Kolata的新書：Rethinking thin: the new science of weight loss. 討論中提到是否我們是overtreated?我覺得剛好跟當時Isaac 的經驗非常相合，值得寫下作紀念。

作者提到一些例子，由於美國醫療體系的發達與高度分工，導致了很多分科醫師只看到他她專長的部分，而這種見樹不見林的後疑症，就是導致目前一般的看診，怕被告的醫生要你做各式各樣的檢查，其中有些還真的不需要。這種重複的醫用資源的浪費，在Isaac，我的第二個小兒子出生後，去賓州大學醫院的檢查更是如此。從一開始的皮膚科，腫瘤科，放射線部，再轉到外科，再回到皮膚科及小兒科回診，這樣一輪下來，太太跟我都有快支撐不下去的感覺。還好岳母來幫忙照顧老大，才能讓我們可以專心的陪老二經過他生命中的第一個手術經驗。

身為新生兒的父母，我們很能夠體會那種當看到小孩出生時任何的異樣。為了Isaac大腿上的這個腫瘤，做了如此多的檢驗，而最後的肯定答案，仍是待等到手術後的切片檢查才能確定。這不禁讓我抱怨的想：走了這麼大一個圈子，到頭來的最後答案仍是要靠當初小兒科醫生的直覺：可能要動手術切除。而且非侵入式的方法：如MRI，ultrasound等，提供的仍是有限的答案。對於基督徒的我們，在禱告求神帶領之外，對於醫學極致（chop是全美新生小兒科排名前二名的教學醫院）的有限，更是有深刻的體會。

所以真的，西方醫學有其限制，雖然它的不斷進步，已經極大的改善人類生活，促進健康，消除疾病等，但它仍然有其極限。overtreated 是它目前的一個很大為人所詬病的副作用。

身處在資訊洪流中的抉擇

半年前就有寫這篇文章的動機，當時主要是因為看到 Al Gore 與 聯合國 IPCC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因為提醒人們目前的共同大敵----全球暖化，而共同得到諾貝爾和平獎。他在ted.com上的兩次演說讓大家都感同身受。

在短短的二三年時間，全球暖化從只是小部份科學家的大聲疾呼，到現今成為當代顯學，其間的演變過程可說是非常值得探討的有趣課題。但即使是IPPC的90%肯定是由人為造成的全球暖化，到目前的全球普遍的減碳省油風潮，如果仍然有人認為目前的氣候只能算是長期氣候波動的一些短時間的異動，而不是嚴重到如同“An inconvenient truth“所說的，世界的面貌在五十年後會有大變動一樣，你會不會覺得這些人實在是甘冒大不諱呢？

但真的就有這樣的人，他們所持的證據，包括從古籍中找到對氣候異常的誇張描述，並且舉証說從更長遠的冰河期來看這千百萬年的氣候變化，最近幾十年的氣候異常不過是微小的異動；或是從更直接的批判Al Gore電影裡面的數據有誇大誤導之嫌等等。如果只是在細部的資料呈現上批判，Fine，而我相信大多數人也會同意一部電影不可能完全沒有缺點。但問題在：即使是在目前全球氣候異常已被視為幾乎是絕大多數科學家的共識時，仍然有人，如著名的Inhofe 參議員，一直堅持著完全否定的態度；在現在這個網路上人人平等的時代，你可以找到各式各樣的說法自由的呈現在平面媒體上。但對於想知道真相的人，尤其是當這不是我們的專業（如氣象，考古，甚至古文獻等）時，我們要如何在這資訊的洪流中選擇呢？

在大學所學過的社會心理學說服理論裡，提到當說服來源的可信度高時，一般人傾向於相信訊息傳播者的表面效度：像是名人啊，專家等，而對訊息內容採取相對來說全盤接受的態度；而對於訊息來源較為非專業時，我們會傾向於抱著較為保守或批判的態度。那麼在以上全球暖化的例子裡，儘管我們相信絕大多數科學家的專業立場，但為什麼對於媒體的訊息也會傾向於全盤接受呢？最可能的就是媒體的內容的確言之有物，而值得讀者做更多閱讀或仔細推敲。當我看到一些小眾媒體的報導時，對於這個領域不是專家的我的確傾向去作更多閱讀，然後再決定自己的態度或意見。

但是在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如何過濾訊息以保持專注力，已經是當代顯學了。去要求花更多時間去研讀（自己做研究），或等待更具公信力的報導出來，無非是有點緣木求魚。所以回到題目，在目前這個資訊洪流中，我們要如何持有自己的價值觀與正確的態度呢？我到現在似乎還沒有找到合適的解答。或是，這個問題也無法有一個標準答案？而是要看每一個case而決定？

至少，愈趨保守的我，對於不懂的領域，大方的承認自己的所知有限，而持開放的態度接受一切的可能，是比較保險的作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