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代禱的另類解釋

這個主題已在心中蘊釀了一段時間了。但需要多一點時間才能把想要表達的中心主題釐清。

楔子之一是前陣子跟教會的姐妹聊到台灣聖靈月刊在2006年7月的內容，其中之一是相當「前衛」的代禱的科學研究（我們共同認為聖靈月刊近幾年的內容相當的多樣化：有時談到與宗教相關的時事，有些則談論一些頗具爭議性的話題。到底是教會變得世俗化，或是更為入世？則是見仁見智）。這位姐妹（我其實應該要叫阿姨）提到當她看到有的科學研究支持代禱的效果時，感覺頗為興奮：非但因為代禱在我們教會是非常被強調，而且那表示做為一種普遍在福音基督教派實行的儀式，代禱是被科學界認真看待的。甚至有的研究得到了代禱的確能夠提昇病人的康復比率時，這對於宗教界不也是一種激勵？

但正是因為科學界鮮少有如此的例子，好奇的我上網查了一下代禱的科學研究這個字樣，馬上就看到了一些反駁的文章：非但這個研究後來被該期刊退回，同時該篇文章的作者也四散而去（其中一位還因其他詐欺案件而入聯邦監獄服刑），而發表這篇文章的期刊及作者所在的哥大則看似蒙受了名譽的損失（但似乎沒有任何動作去彌補）。而如同這篇網路文章的作者(Bruce Flamm, MD)所提的，從作者拒絕提出實驗參與者的書面同意文件來看，有可能這個研究甚至根本沒有進行。這樣的醜聞對於科學及宗教界，除了所造成的傷害之外，也提供給不同背景的讀者反思的機會：在這個科學思想教育被大力倡導的時代，這宗醜聞，加上後來一個較大規模樣本，雙盲實驗設計（指實驗分派者與受試者皆不知實驗的分組與問題細節，避免隱含的知識會影響實驗結果。是目前施行這標準程序）的「未被告知的代禱非但沒有提昇心臟病人的痊癒率，被告知的代禱反而會增加病人其他併發症狀的發生率」結果，肯定會繼續讓這場宗教與科學的論戰燃燒下去。看上去似乎是科學研究的理性主義者占了上風，但出錢贊助這些代禱研究的Templeton Foundation肯定是會繼續探索這些大問題的。

這場「宗教與科學的論戰」，被某些書裡被稱為不同黨派，利益與宗教團體，甚至意識型態間的衝突，可以說是在廿一世紀的主要紛爭的來源之一。可以預期的是，這場論戰只會愈演愈烈，在此我們只能衷心的希望人們不要因為觀念意見等的對立而導致更大的危機。

對於基督徒，同時也受科學訓練（其實應該要說是科學家學習成為基督徒）的我來說，從開始慕道時就無法避免的去尋求和解之道：從閱讀由布朗大學生物學教授Kenneth Miller的“Finding Darwin’s God”，到John Haught的系列著作：包括 “101 Questions on Science and Religion (2001)”, “Deeper Than Darwin (2003)”, “Is Nature Enough? (2006)”，我也逐漸能夠得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在一方面，凡是人總有在特定的時候尋求心靈的慰藉，想知道生命的意義，人生的目的，及自我的定位等等。在另一方面，活在當下時空限制的人們，也知道科學是尋求實證證據，解釋自然規則的最佳法門。從有歷史以來，人們就不自覺的把各式各樣的相關事物與神的力量聯結，作為神的力量與其意向、好惡、或判斷的憑據。但神的道是「長闊高深」的，各式各樣的解釋可能皆無法終極的證明神的存在，反倒是在愈是尖端前衛的研究研究者或思想家們，在研究中「感受」到神的旨意。也就是神的道理之「深」，讓我們不應侷限在我們可研究的現實層次上爭論，那是屬於科學方法可以解決的範疇。反倒要繼續深入探索，愈到核心，往往愈會展現科學方法的限制（比方說量子論、測不準原理等等），到那時，我們就能體會到愛因斯坦的宗教觀
。所以我非但支持John Haught所主張的「把科學研究推到極致，是讓我們感受到宗教精神的最佳方法」，也認為不管目前社會的紛紛擾擾（像創造vs. 演化論的爭議等），我們已在達致這條終極道路上穩健的走著。

回到本篇的起點。代禱在各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的儀式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讓神行他的旨意，同時也傾聽信徒的請求，提供對弟兄姐妹彼此的情感與精神的支持等等。不管被代禱的對象的結果如何，神的旨意是我們無法確切掌握的，代禱的人必須有面對各種可能結果的準備。身為信徒的我，意識中清楚的明白這一點，而當我們需要幫助時（就像不知道還在肚子裡的小baby是否健康），我們也希望我們與弟兄姐妹的禱告能夠讓神垂聽。這種心態如何的用科學方法來測量呢？只看外在行為與果效的關聯，代禱的科學研究對上述心態是無法著墨的。最後，有關代禱的效果，在此我並不想（也無法）提供什麼超自然的解釋，但想舉我自己在信主之後的心態轉變來做一個類比：當我在卅歲信主前，是情緒變化相當不穩定的人，平常好好的，一旦生起氣來可以變得非常恐佈，但脾氣一過又後悔不已--但傷害已然造成。得到聖靈後，對自己脾氣的控制，讓很多事都變得不一樣：溫和的人讓人樂於接近，不亂發脾氣讓人也心平氣和，我發現很多事情的結果都變得很順利。不怨天由人也讓我能夠更瞭解他人。種種的改變有如著名的蝴蝶效應一般，一個小小的漣漪產生巨大的連鎖轉變。說清楚其實一點不神祕，但代禱過後，誰知道不能產生類似的效果呢？（在這裡必須要有點想像力：想像你在為他人禱告時，對他人的關懷影響了自己週遭的人，也許連鎖下去也會神奇的影響到那個人呢！）

Impression about Anne Treisman

Anne Treisman是心理學界相當出名的大人物，在普大心理系的地位也是大家所公認的。但當親自與其聊天才會知道她為人的謙和。在我老板家為了送一位即將回到以色列的同事而舉辦的餐會中，我第一次跟她有機會面對面聊天。

要怎麼說Anne 在認知心理學界的地位呢？她的注意力特徵整合論是所有研究注意力的人的必讀，而且將近卅年（最早的一篇強論整合論的文章發表於1980年）的時間裡，儘管不少指出其侷限，並提出新理論的嘗試，她的理論仍然屹立不搖，並且持續在注意力研究的主流領域裡。事實上，前一陣子才讀到一封討論從80年開始至今被引用最多的認知科學文獻，Anne著名的Feature Integration Theory 是排名第一。由此可知她的影響力。後來跟黃立強，也是Anne實驗室的Postdoc聊過之後，才知道原來這種被引用次數固然很多有灌水成分，比方說，機械工程的人想要引用一下在認知科學在人類注意力領域的文章，Anne的FIT就很有可能被引用，即使這文章可能跟FIT一點關係也沒有。另外一點就是查文章被引用的方式，像SCI可能就是算所有期刊後面所引用的文獻，但若是把範圍擴大到所有的文字資料，結果第一名是Daniel Kahneman（心理學家唯二得到諾貝爾獎的人。另一位是神經科學家Eric Kandel) 的 Decision under uncertainty。這種不論何種結果，第一名都是自家人（Anne and Daniel是夫妻）的情形，也說明了傑出的猶太人是多麼的優秀了。

一開始的聊天，大家還不是非常的熱絡，但隨著氣氛的放鬆，話題也逐漸的多面向起來，一旦我跟Anne聊開了，她知道我從台灣來之後，愉快的提到她在去年初去台灣演講時，遊覽台灣的印象（非常漂亮！），並且也對台灣研究有很好的印象（不知是不是客氣話？）。我也提到曾從台大心理系葉素玲老師（曾經是Anne在Berkeley的學生）提過她在口試時被問到的：如果妳同時做注意力與知覺研究，同時跨二領域會不會做不來呢？葉老師的回答是她會盡力（而從她的記錄來看，她也的確相當努力的力求在這領域生存）。Anne 回說她已不記得問過如此的問題了，但是從她的研究生平來看，如此的問題應該是不會令人感到意外的。

對於這些知名的大人物，我最印象深刻的是他們的謙虛與容易相處。在Anne的身上，更是看不出這位老婦人的尊貴身份（為什麼會用尊貴來形容呢？記得有次在記得有次在PEN meeting的會後閑聊裡，Isabel提到她與Michael Posner的會面，當Michael 提到說"妳就是那著名的Isabel Gauthier啊！"時，她的立即反應是"Michael，如果你要我親你的腳，我會毫不猶豫的跪下去的“當然這裡面有些玩笑的成分，但是Michael Posner 的地位又讓我們不會認為那會是假話。）在聊天中，Anne提到說她原本會成為一個中學法語老師，但是因為學校認為她的法語發音不標準，拒絕了她的申請，結果讓她陰錯陽差的進入了研究所就讀認知心理學。（寫到這裡，又想到了日前聽到的ScienceFriday Podcast 裡訪問到Mildred Dresselhaus，也就是在Stanford 物理系的一位台灣傑出女教授在MIT的老師，提到她原本在當時也是準備要去中學教書，在五十年代那時想當然爾的出路）。對於目前在科學社群中愈來愈多的女性教員（對此我可是印象深刻），也令人對日後兩性平等的未來遠景看好。

記得92-94年在中正心理所唸書的時候，對一系列Anne的文章的讀後心得是：哇！令人想要下拜般的崇拜：文章如此的清楚，聰明的實驗操作，與漂亮結果的解釋。十餘年過後，重讀一樣的文章，發現再也無法重現那時的激情後，不禁再對記憶的可塑性感嘆再三。但這次與Anne的聊天，卻能在我的Blog中留下美好的一頁。

Carnegie Hall, 8-10pm, Mar 6, 2007

紐約卡內基廳聽馬勒五號的心得

感謝老婆的體貼，聽到老公提到系上有人要賣三月八號（星期二）在卡內基廳音樂演奏會的門票（非常前排的位置，而且是非常便宜的十元美金學生價），很大方的答應照顧enoch一晚，讓老公可以到紐約去感受一下在全世界頂尖演奏廳裡聽音樂會的難得經驗。在晚上的查經時，又問了一下音樂會的常客謝阿姨，有關到卡內基廳的搭車路線。晚上回家再email確定一下票即將是我的以後，接下來就是做一下有關馬勒五號及舒曼一號的準備工作了。

馬勒五號算是很多人耳熟能詳的了，尤其是那著名的，常被拿來當做電影配樂主題曲的慢板，在台灣80-90年代一陣馬勒風潮的時期，更是被當做代表性的一段。舒曼的作品也是演奏會的常客。而演奏的萊比錫室內樂團也是世界知名。許多歷史上著名的指揮家，像是Furtwangler, Bruno Walter, 以及 Kurt Masur都曾擔任過這個樂團的首席指揮。

星期二晚上五點多，直接從Princeton Junction坐NJ Transit 到NYC Penn Station, 然後再轉地鐵從34th到42th 街，再搭到47th街，一上去便到達卡內基廳了。時間算是恰好，還有廿分鐘左右可以瀏覽廳內的擺設，內部的結構，聽眾的組成等等。結果讓我驚訝的發現，坐在我前面的光頭老兄，竟然是大名鼎鼎的終極警探布魯斯威利！ 再加上旁邊坐的氣質高貴，穿著典雅的金髮美女，以及左右的經紀人與一些必要的二三朋友，為這次之行提供了一些有趣的插曲。

演奏會開始後，大家的注意力自然就被吸引到這次的主戲上：演奏團體所表演出的那種只有在現場的聽眾才能體會到的真實感受。那種存在於指揮家，全體演奏者，以及所有在場聽眾，全部一起被一種說不出的，停不下來的，讓人為之屏息以待的律動所掌握。咳嗽都必須要等到一個小節結束後才敢開口（包括指揮家與樂團本身），常聽說，就算聽了CD一百遍，跟聽現場演奏一次還是完全不一樣，這次算是親身體驗到了。尤其是在這世界一流的卡內基廳，與這一流的演奏團體，再加上這特別的紐約聽眾，真是難得一次的體驗啊！

要說有什麼學到的事情呢？第一個便是有關演奏會的本質：那是一種表演，二個小時內的一種大家通力合作（是的，包括指揮，演奏者，也包括聽眾）的活動，創造出美好的經驗與回憶。為了這樣的經驗，每一個參與演出的人固然要不斷的練習，而監管這時一切活動的指揮家，卻也無法時時刻刻的巨細糜遺，所以需要大家不斷的排練，而一旦上了那律動，它就自己會take care of itself，（突然發現自己好像又開始聯想到大腦的運作規律了。還真是三句話不離本行啊！），指揮家這時就像是在該提點的時候地方出一些必要的手勢，其餘的時候，他自己也很enjoy在其中啊！（我就看到指揮Riccardo Chailly 指揮到一半，突然手放下，背靠著指揮台的支架休息起來，很滿意的欣賞樂團演出似的，約十秒鐘後，才又提起指揮棒繼續「工作」下去。有時候，真的會懷疑是否演奏者（比如說我面對的第一小提琴組，大約有十八人吧）真的有時間follow指揮者的手勢才繼續動作，因為時間上來不及啊！不過以他們每一個人如火純青般的技巧來講，可不可能就算一個完全不動指揮的陌生人來指揮，他們也可以如常的表演下去呢？

另一個有趣的觀察，就是大多數穿長裙的女士，似乎都會帶一個黑色小包包，詩靜認為那純粹是因為她們因為衣服上沒有口袋，不像另有些穿褲裝的女士、或是其他男士們，不過我也沒有看到有任何人在演奏中從包包中拿出東西來，所以也只能保持猜測囉！

最後，還是要感謝老婆的包容，讓老公能享受這次自從enoch出生以後，就很少有機會的音樂會現場經驗。謝謝老婆！

俊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