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得的停電時間的燭光晚餐分享

難得停電的A區（根據台電的停電遊戲規則），我們家這裡竟在昨天（還好是週日）停電了一小時。正在晚餐時間的我們，不得不停下手邊的手機（省電，因為網路全斷訊，並且根據鄰居的問社區管理員，說是電塔被雷擊，故可能要等到11點！），靜靜的享用晚餐。接著大家此起彼落的分享最近的閱讀或有趣的插圖等。我藉機分享了一個 紐時特刊的疫苗為何會如此快速發展出來的背後故事，才再次領略到了 chances prefer the prepared minds..的重要性。由於近年來我也有不少次（也許在我近期的研究中，出現了三次，所以我會很有如此強烈的記憶鮮明的印象）。

第一次的經驗，也算是最有印象的，是第一次領略到了 Mumford method, 進而到 Turner Method的概念後，我就像是剛學會用槌子的小孩子，世上的東西只分為兩種「可敲與不可敲的」一樣，瘋狂的想要運用在不同的 dataset 上。第一個運用的經驗，是在 facelike_objects 上，想像著使用著它來計算 BOLD Latency Mapping...先利用 added_up_faked_blcok 的方式，看如此 fit 出來的trials 是否會較先前單單的 jittered trial estimation 的結果較佳....結果....似乎完全沒有幫助到....好不容易收的12個人，似乎也只有第一個人的效果比較符合預期...再加上後來協助的學生也不是非常的進入狀況，所以後來也就草草放在一旁 (在這時打出來，活化一下腦中的記憶了)...但是博士生L就在這時進入實驗室，並且隨即有另一機會把這些方法用在另一筆 hyperxcanning fMRI 資料上，隨即在約數個月的情況下，得到了預期的雙人 coherence 結果，並且隨即寫作投稿，並順利的在一審後被接受。這樣的記錄也算是反映了一個成果先前的數個負面結果------「失敗為成功之母」的再一次實例! 也因為如此的經驗，讓我在以後評審人家的成果時，通常也會抱持著同樣的態度---大多數人的成果背後，也多半有這種失敗的先前經驗不少次!

第二次，是在一個 Greeble_training 的資料上，由於我博班的第二年計畫(circa 2001-2002) 便是進行Greeble_training, 而原本最期待的「訓練導致 FFA 的增加」卻沒有如預期的發生，原本也只能其放入抽屜，卻因在 2004年看到一篇文章，非常不同意其計算 FFA_overlap 的計算法，就用上筆 data 自己用不同的公式計算，反倒給了上筆資料「敗部復活」的機會，並因綠際會的成就了本人第一作者的文章 (Kung et al., 2007 JOCN)。而且先前的 FFA 未如預期發生的機會，促使了在 2016 年重新設計實驗，並讓碩(陸)生進行實驗時，特別強調了作業要用 passive viewing (而非 1-back identity) 的重要性。此外，還因為後面鳥專家的資料得到了一個有趣的 adaptation 現象，故在後續的實驗也特別把可以看到 adaptation 的設計放入 (結果也成為了後來 2023 paper 中的一個重要的結果)，並且在未來待撰寫的鳥專家論文也再次的扮演重要的結果之一。一樣，這總是過去錯誤的學習經驗，而在新一次的機會中被學起來，而結果也一再是豐碩的。再次的「失敗為成功之母」啊! 

第三次，則是源於2019年韓信嘗試的 RSA, 用在音樂家的 fMRI-EEG fusion analysis 中(其碩論於2024年八月發表)，則是在近數年透過電影 ISC/ISS 嘗試的機緣，才有機會把這些概念用在別的 dataset 上，再把學習的心得用在更多的角度與分析上。這部分也是拜近年來開放fMRI資料的大量普及有關。學而分享，我們也開始學到更加投入如何提高 result reproducibility 上。

以上三個例子 (憑良心說，第三個例子已可能是第四個例子了。由於先前記得的三個，隨著記憶的遺忘與新的例子不斷進來，已忘了是否是一開始的三個)，不管如何，都是彰顯了學習的重要歷程，先有錯誤的經驗，才會學到正確的方向，故先前的無成果，其實都是在為未來的康莊大道鋪路啊!

想起 Peter Tse

因為一月學期結束後，照例有個 retreat 在福隆。在從中正紀念堂到飯店的一個多小時車程中，剛好聽到了他的 podcast 訪談。

主要是因為在我出國前做RA時(~circa 2000)，Peter正好在 Max Planck Institute 做博後(其老板是大名鼎鼎的 Nikos Logothetis。 他一系列的重量級發表，如 2004 年的 Interpreting fMRI signals  ，與2008 年的 What can we and what we cannot do with fMRI 皆是做 fMRI 的人所熟知，且一定要拜讀的文章)。

話說回 Peter, 彼時他發了一篇在Vision Research 的文章(Tse 2000), 裡面提到不同文化的人看字的筆劃走向(從左向右或從右向左)，會有不同的判斷---簡而言之，由於東方文化強調的筆順，大多數的東方受試，可能都會判斷成從左向右 (而美國人則是多半從右向左)。彼時閒著沒事的我，就試著把一些中文字的筆劃的最後筆順也做了一下，做出後，也把在台灣試著跑數人的結果與他 email 交流了一下。雖然彼時因時間有限，未再繼續探索，仍算是一次不錯的交流。

後來出國讀博士(2000-2005)，第一次參加VSS(2002) 時，Peter 跟我在會場外坐著聊了一會兒。難得的他記得在台灣的一些往事，後來也在 podcast 中聽到他的年輕時候的一些有趣的過往: 待過日本、台北、甚至西藏等。在後來的訪談中，他也補充了其早期曾經有的一段生命壯遊的經驗。這也是為何我記得很早便讀過他寫的一篇 發表在 Harvard 學生報上的一篇跟意識經驗有關的文章。

也因為今日聽到了他的 podcast 訪問，才想到先前學生時期的與他 email chat..與後來在 2002 VSS 的 face-to-face chat...覺得時光飛逝，轉眼間21多年過去了，如今聽到他的新書 (而且不只一本)，也算是一個非常難得的回憶哩!

彼時的研究，後來也在一位彼時的他校朋友接力後發表。儘管我的名字未在上面，但倒也因此逃過了這一系列研究的一致批評:  缺乏更好的依變項定義 (這也是我當時隱隱覺得不太妥當的地方)。